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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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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职业到伴侣,从手机的铃声到住宅的样式,但是我们却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完全一样的人:读书、考试、分数、小学、中学、大学、一份由教育系统认定的好文凭,和一个用社会标准衡量的好工作。父母、老师、专家、媒体,还有整个社会,齐心协力构造出来的教育体系,整齐划一,就像张益肇说的,是“一条生产流水线”。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流水线,拥有工业化社会的经典特征:标准化。你看看过去20年里父母和老师把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的情形,也许会想到流水线旁的工人在关照自己的产品。产品每天都在流动,工人盯着它们,目不转睛,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安装同样的部件,完成同样的程序,然后依据同样标准来检测。其间充满紧张、单调、枯燥以及焦躁不安的煎熬,好不容易熬到下班铃声响起,长出一口气,看看眼前的劳动成果,又看看身后的流水线。送进去的原料形形色色,经过他们亲手塑造,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父母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自己的一生里有太多的理想没有实现,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现在,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他们希望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梦想。孩子聪明就是自己聪明,孩子快乐就是自己快乐,孩子考了100分就是自己考了100分,孩子考上大学就是自己圆了“大学梦”,孩子出人头地,自己也就能够扬眉吐气。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孩子埋怨父母不能给他们指导,那些率性而为随遇而安的孩子则嘲笑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天底下当老子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无外乎两种类型,”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样说:“一种埋头苦干争名夺利,另一种连争名夺利的本事都没有,却把这种无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期望值”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引自吴苾雯《高三家长》面对自己的孩子,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和焦躁不安,这种感觉随着孩子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孩子读高三的那一年,就会达到顶点。面对自己的父母,即使是最听话的孩子,也会感到压抑、沉闷和痛苦,这种感觉随着自己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读高三的那一年,也会达到顶点。是什么东西让父母那么焦躁不安?是什么让孩子那么压抑、沉闷和痛苦?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有一项在高三学生中所做的调查发现,当这些学生每天放学走进家门的时候,父母第一句话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天考试得了几分?”吴芯雯在她的《高三家长》一书中公布了另外一项调查:有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老问我考几分!”“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是导致孩子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坚的妻子徐芬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坚定,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师,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一天,这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讨论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王坚曾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现在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他认为,“期望值”是可以作为教育心理学上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的。在他看来,“微软小子”的父母们,也都是怀抱期望的父母,这一点和别人的父母没有什么区别。“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期望,而在于怎样表达期望。”王坚说。应当说的话和不应当说的话父母对孩子应当说父母对孩子不应当说“试试看。”“不要……”“你真是棒极了”“你怎么这么笨!”“你今天开心吗?”“你今天考了几分?”“你想要我做什么?”“我这是为你好。”“我相信你。”“你胡说!”“你一定比我强。”“让你干比我自己干还费劲。”“你能行。”“你不是那块料。”“你喜欢做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上面这个表格中列举的内容,存在于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年轻人的零零星星的回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做到了其中大部分,又说这是他们对所有父母的期望。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父母真能按照此表所列,在孩子面前说“应当说”的话,不说“不应当说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更快乐,也更杰出。严格好?宽松好?(1)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

——林斌对孩子的教育是严格一些好,还是宽松一些好?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论。教育学家、心理学家、记者、作家,还有政府中负责教育事务的那些官员,都参与进来,父母们要么听由己意,要么无所适从,就是很少有人听一听孩子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严格和宽松这两种“家教模式”都有成功的例证。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1.27个人,也即90%的部分,是在“宽松家教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只有三个人经历了“严格家教模式”,但这三个人都是最杰出的

——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2.三个“严格家教模式”的案例全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自从80年代以来,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例。3.三例“严格家教模式”的主角全都是母亲,而非父亲。所以,我们在前面专门列举“慈父严母”的现象。但这是有条件的,请看下面这条:4.三例“严格家教模式”仅仅应用在孩子的童年时代。三个孩子全都在12岁以前开始了独立生活,也脱离了家庭的近距离管教。5.30个人

——不论是在“严格家教模式”还是在“宽松家教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全都表示,自己喜欢宽松的成长环境。其中那些已经有了孩子的人,全都对那种强迫式教育深恶痛绝,并且声明,自己将以更宽松更开明更平和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教育。我们相信每一个父母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孩子的秉性丰富多彩,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我们所能提出建议的是,如果你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仅有一个好的考试分数,而且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习惯、好的品行、好的心态、好的心情,你就必须少给孩子一些强迫,多给孩子一些空间。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粒美好的种子,只要别人不去压迫,它就能长成一棵美好的大树。这个想法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引起共鸣。有一天,林斌谈到父亲的教子方法:“他对我姐姐和我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成为全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似乎永远不会褪色。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广东潮州人,那地方有经商的传统,但父亲不喜欢那个,他喜欢读书。他到广州去念大学,在那里认识了母亲,母亲是学医的,也在大学读书。两人早恋,然后早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在林斌出生之前5年,姐姐降生了。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两人视若掌上明珠。爸爸决心让女儿成材,而且他在教育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要在女儿身上验证。他的教育计划是从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就开始的。他对女儿的要求很高,也很严格,在女儿身上花的时间特别多,眼睛似乎一刻不会从女儿身上挪开,倾心尽责,不遗余力,陪着女儿去上学,又针对每一个科目寻找辅导老师。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就守在旁边,一边倾听老师讲得好不好,一边观察女儿学得好不好。老师走了,他还在女儿身边,看着女儿完成全部作业。女儿从小到大,“完全在爸爸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爸爸脑子里面想象的那些教育孩子的方法,都用在姐姐身上了。”可是她的学习成绩总是不能名列前茅,让父亲觉得失望。这失望与其说是对着女儿,还不如说是对着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理念: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也许这种紧盯不舍的教育方式,真的有问题?父亲承认自己教育方式并不成功,但他还有一个儿子,他决定改弦易辙。这一年林斌也长大了,进入初中。父亲果然不再紧盯着儿子不放。他让儿子去住校,每周六天不回家。即使回到家里,他也不再监督儿子的学习,甚至有意识地不去过问儿子的考试分数。“他对我完全不像对我姐姐,根本不管我,非常宽松。”父亲对儿子的唯一指令是“保护好眼睛”。儿子从三岁起就近视,这让他着急。所以他要求儿子不要总是读书,要去游泳,去参加乒乓球训练。他觉得那个快速运动的塑料小球对眼睛有好处。可惜他再次失望了,儿子的眼睛越来越近视。尽管儿子的眼睛没有好起来,但是他的“宽松式教育法”还是起了作用,弟弟的学习成绩明显比姐姐好。说来真是奇怪,一旦没有了外界的压力,孩子内心中的那粒种子就会生长起来。林斌在初一第一学期的考试是全班12名,这让他特别不舒服。他决定发奋,果然成功,到了第二学期,他后来居上。他成了班长,还做体育委员,而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此后几年,林斌一直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前五名,直到高三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中山大学。又几年之后,赴美国费城,在德龙大学计算机系完成硕士学业。如今这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总是说起他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他对儿子的成长非常满意,说他没有花什么心思,却得到硕果。当然他对女儿也满意,只是有点美中不足:假如当初对女儿也能像后来对儿子一样,那么女儿也许能做得更好。我们与林斌交谈的时候,特别注意他本人的想法。有一刻,话题转到“父母对孩子应当严格一些还是宽松一些”,他说:严格好?宽松好?(2)爸爸还是管我的,只是没有把他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我喜欢爸爸对我的教育方式,给我空间,让我自己去发展。也许我们家有点特殊,但我觉得这里面多少有一点必然性。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为什么要强迫我学这个?其实你要是让我选择,我可能也要去学的。我们对这个家庭的观察所得是,“严格家教”不等于“强迫式家教”。实际上,这两点有天壤之别。让一个孩子每天24个小时处在压力之中,占领他在童年时代(甚至还有少年)用来寻找快乐的全部时光,最终为了父母的期望

——这是强迫;而一开始就循循善诱,说明社会规范,又留下足够的空间

——这是严格。“强迫”的潜在逻辑是,“我是你妈”,或者“我是你爸”,所以“你不听我的听谁的”。严格但不强迫,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天性和尊重孩子的兴趣,让孩子“习惯于”一种规则,而不是“就范于”一种规则。换一句话说,问题焦点不在于是严格还是宽松,而在于是否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是否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当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尤其如此。我们发现大多数父母在孩子的早期过于放纵,到孩子读中学的时候又极端严厉,甚至带有强烈的强迫色彩。他们的理由看来非常充分:孩子要考“重点高中”了,这比考大学还要关键。其实,这恰恰是颠倒了顺序。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孩子能够在没有自己空间和兴趣的前提下健康成长,成为“E学生”。我的孩子在想什么?这是一个父亲的难题:我的孩子到底在想什么?我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我的孩子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开心吗?我的孩子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吗?我的孩子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我是在让孩子做我喜欢的事,还是让我做孩子喜欢的事?当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让他像我,还是让我像他?每个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孩子操心,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像自己期望的那个样子成长。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事情都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但是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形象,可以说是最少变化的:既不胖又不瘦,既聪明又听话。幼年擅背古诗歌,少年精通数理化。既不看电视,也不看小说,但一定要会一手琴棋书画。不交朋友,不去“网吧”,脑子里面装着“名次”的概念,不是“第一名”,就是“争当第一名”。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然后不是清华就是北大。可是这一切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父母的需要?孩子的愿望,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需求,常常是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形之中表现出来的。父母有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孩子最喜欢的事情上呢?2003623是个星期一,上海的很多父母在和他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兴高采烈的周末之后,走进办公室,忽然意识到,他们原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想什么。这一天的《文汇报》刊登了一个孩子的来信,编者把它说成是“一个小学生的烦恼”。孩子名叫黄诗佳,是上海市徐汇区建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按照她的父亲黄崇德的说法,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学得也轻松。”看上去,黄崇德是一个很乐意理解女儿的父亲,还常常为了自己对孩子的宽松感到欣慰。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女儿竟也有一肚子烦恼”。父亲一定是被触动了,所以把“女儿的烦恼”送到了报社。编者读罢来信,不禁感叹:“我们许多做家长、做老师的,常常为孩子想得很多,却并不真正了解孩子需要什么。”女儿的烦恼是用一连串“我”写出来的,字里行间压抑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和渴望:我,是学生。我,是儿童。我,是个喜欢看书、画画、玩电脑的女孩。我,是……我,只想说:“我要玩,我要看,我要画!”我,不想整天在家。我,不想你们帮我辅导。我,不想做那没有“长处”的孩子,不想……我,并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大,但我感到:我不想做那长不大的孩子,不想一到外婆家就给我糖吃。我,想有点自由,只要一点儿。我想用一点儿自由看书、看电视、玩电脑、画画、去公园玩……不想作业一做完,只能看半小时电视、只能读英语、只能做数学练习题。我只想能看我喜欢的动画片,不用等到每晚六点,只想在童话里遨游,只想玩够电脑游戏,只想做我喜欢的事。我,不是机器人,一切按你们设计的“程序”做。我,想双休日没事就出去玩,不想在家里读我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英语,我只想在家里看那“囫囵吞枣”的图书。我,要出去玩,哪怕我胆子太大闯了祸,也由我承担。我,要大声叫喊:“让你们解放我的眼睛,解放我的嘴巴,解放我的双手,解放我的双脚,解放我的空间,解放……”我,面对大山喊:“哎

——真苦!”只听:“哎

——真苦!哎

——真苦!……”与一个美国父亲的对话我每天和女儿在一起呆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4个小时。

——凯文·斯考费尔德凯文·斯考费尔德在微软公司主管三个部门,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计算机和教育,与此同时,对专业之外的很多问题也抱有强烈兴趣。然而凯文给予我们的最强烈的感觉,是他作为父亲的形象

——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他甚至纠正了我们的一个看法:过去我们想到美国男人的时候,脑子里面总会冒出一个不负家庭责任的形象,可是凯文对女儿的责任感超过了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个中国父亲。他每天花5个小时和女儿们呆在一起,而且,他的对女儿的那种关注之情,和我们所能想象的中国父亲不大一样。问:我听说你对美国的教育制度持很强烈的批评态度?答:不完全是批评,美国教育制度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人类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培养下一代。可是我们教给下一代什么呢?这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天都应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有两个女儿,我就要问,学校要教给女孩子什么东西?问:你对女儿的未来有自己的设计和期望吗?答:我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我不能决定女儿应该做什么。我的女儿非常聪明,我只是希望她们将来的工作会更多地使用大脑。她们如果不能做很智慧的工作,就会不开心,觉得无聊。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做什么,但我鼓励女儿在学校去学习难度更大的课程。我认为,女儿在学校学习知识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不知道怎样很快地学习新东西,她们在信息社会中将很难生存。问:能告诉我你的女儿多大了吗?答:12岁(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拿出6张女儿的照片)。你看,这是她们的照片……问:双胞胎?答:是啊,是啊(笑)。你看,这是伊丽莎白,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她们一岁照的(笑),这是5岁照的(笑),这是最近照的(笑)。问: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和她们在一起?答:差不多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四个小时。我每天早上给她们做早餐,和她们一起吃早饭。晚上从学校接她们回家,给她们做晚饭,和她们一起度过整个晚上,直到她们睡觉。我认为花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都证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能使家庭更快乐更幸福。问:在美国西部,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吗?答:我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也许这要看不同的地区。问:你是一个很辛苦也很幸福的父亲。答:做一个好父亲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父亲,但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不坏的父亲。做父亲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比如说,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做了父亲,就会下决心不对你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有时候你发现,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却不得不对你的孩子做,所以你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你父母的一些错误,你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又会犯一些新的错误。问: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不怕出身低微,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升到这个社会的顶上。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吗?答:所谓教育,就是把造就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但是到下一代,也还是有人在底层,有人在上层,和现在是同样的分布。所以,总是有些人能实现这个梦想,有很多人不能实现。在美国,人们告诉你,人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如果你没有实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人们会告诉你,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阶层上,如果你在低层,你就应该很高兴,为什么要到高层去呢?比如说你生活在低层,每天在工厂里工作8小时,其他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在高层,就不是这种情况,你要经常加班,老板要求你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否则你就不能发展。所以低阶层的人也有好处,因为你不需要考虑很多事情。问: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没有钱?答:(笑)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和在英国,人们说的事情不一样,但你会发现结果是一样的。阶层总是会有,人们总是在做不同的工作。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总要有一些人在上面,而另外一些人在下面。问:那么什么人该在上面?什么人该在下面?答:(笑)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把社会的本身复制给下一代。在美国,有一句老话:权力是会消失的,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消失。即使你把最优秀的人放在上面,也会有腐败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总是在变化,你没有办法永远赢。做孩子喜欢的事情,不是让孩子做你喜欢的事父亲领着我走在那条街上,走过去再走回来,不停地找啊找,为的只是要满足我心中的一个愿望。

——周明父母一生为孩子做的事情不计其数,可是能够在孩子心里留下烙印、永难磨灭的,通常只有很少的几件。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在孩子心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瞬间,都是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而不是父母自己喜欢的。就像我们在前边叙述的,周明的父母对儿子有着无限的期待,但是周明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在这种期待中长大的。父亲从来不会把自己的要求对儿子说出来,相反,他希望自己能满足儿子的要求。虽然生活在城里,但周家境况一直艰难。父亲每月70多块钱的工资要支付全家的生活,要供养住在农村的爷爷和奶奶,还要供三个儿子读书。所以,当周明有一天说“想买一本英语教材”的时候,父亲的第一个反应是:“那本书要多少钱呢?”“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儿子小心翼翼地说。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待父亲的“第一反应”和儿子的“小心翼翼”,是怎么也不能理解的。但是在20多年前,几乎家家都是如此。中国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是从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之后开始的,但在以后的几年里发展得相当缓慢。等到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广播电台里面开办了“广播英语”,大城市里终于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英语热”。周明那时候刚刚进入初中,又是住在承德这座偏僻的小城,学习英语并不成风,可是这孩子对语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热情。父亲不是先知,不会预测儿子的未来之路,那时候他也不会像今天的父母一样,知道一口娴熟的英语是孩子必需的技能。他只不过是一个父亲,觉得儿子的愿望就在那本英语教材里,所以下定决心为儿子买来。父亲重新计算了家庭的收支,腾出一笔钱来,然后问儿子那书是什么名字,可是儿子也说不出来。“没关系,”父亲笑道,“我们挨家去找。”父子两人走出家门,走到大街上。这座城市并不大,当时市民说它是“一条大街一个楼,一个警察一个猴。”两个人舍不得花钱坐车,徒步走进城,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最繁华的那条街上,从这头走到那头,每见到一家书店,走进去,周明就会听到父亲拉着售货员说:“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父子俩走过去,又走过来。父亲把同样的话重复了三遍,周明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每一次都失望。接着,他们看到了第四个书店,也是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家书店,父亲拉住售货员,第四遍说:“我的儿子想要一本书,是学英语用的。”就在这时,周明一声欢呼。他看见那书赫然放在书架上。父亲也是一声欢呼。“咱们家还没有《英汉辞典》啊。”周明还不满足。但是爸爸没钱了。看见儿子的眼里仍然满含期待。父亲又说:“这只是本小字典,我领你去看大的。”父亲领着儿子到了勘探队,拿出公家用的大字典,摊在儿子面前。“你要想看,就坐在这里翻吧。”父亲说,“下个月……下个月一定给你买。”儿子笑了。很多年以后,周明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把我们国家的计算机英汉翻译技术推向一个新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得益于他在计算机领域的天赋,而是他在语言方面的热情。到了21世纪开始的时候,同行们都知道他是我们国家最杰出的自然语言处理专家,但是,在1977年冬季的这条大街上,似乎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应当满足这孩子对语言的愿望。“那一天是我第一次看到《英汉字典》。”周明说。信任的力量(1)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童欣童欣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在这之前整整24小时,这个男孩子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焦虑中,不能自拔,上课总是分神,下课不说不笑,回到家里饭也不想吃,但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的心情转阴为晴,体会到一种真正的喜悦。童欣现在已经32岁,还对那个瞬间念念不忘:“这件事可能妈妈已经忘掉了。可它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他在读小学三年级,是个性格温顺、学习优秀的孩子。老师把他挑出来做班干部,以为他能成为全班同学的模范,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也是个孩子,偶尔也会淘气。这一天老师正在讲课,童欣和同桌同学为了一点小事争执起来,愈演愈烈,最后当堂打了一架。可以想见老师对他的失望。“身为班干部,竟犯这种错误,”老师指着他怒吼,“很严重。很严重。”“严重”这个词,突然之间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在这孩子眼前张开。最要命的是,老师命令他回家去,请母亲到学校来。那时候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潮流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不过,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不喜欢淘气的孩子。老师总是要学生遵守纪律,服从集体,尊重老师,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文革”的阴云已经散去,童欣不用去参加“大批判”,也不用“天天读”了,但是每年3月都要和同学们去学习雷锋做好事,这是全国统一的“文明礼貌月”。如果你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争气”;如果你考了个100分,老师就会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容易就骄傲了”。所以,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童欣在那时候得到的教训是,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教育就是把你变成一个螺丝钉,拧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光发热,就是这样的感觉。你就做到夹着尾巴做人就最好。”学校里面不断颁发“小红花”,提拔“小队长”,让那些听话的孩子受到鼓舞,也让其他孩子有了学习的榜样。对于那些过于淘气不服管教的孩子,老师用召见家长的办法予以惩戒,是永远不变的教育方法,几乎所有稍微淘气一些的孩子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可是老师们永远不会想到,召见家长予以严责,对孩子心理上的伤害有多么大。它在孩子的心理上留下阴影,在孩子和老师之间造成敌意,也在孩子和家长之间造就不信任。因为家长在这种情形中通常会认为自己的孩子不诚实,至少在隐瞒缺点,令自己在老师面前丢脸。孩子则会痛恨老师,也会抱怨家长只信老师一面之词。这一天童欣走进家门的时候,感觉到全身心都处在这样一种重压之下。自从懂事以来,这是他遭遇到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在他5岁那年发生的。那一天幼儿园的老师拿出一块香皂放到柜子里,香皂的表面有一层很漂亮的包装纸。一个小时以后,包装纸不见了。老师认定是童欣拿走了,童欣说没有拿,但是老师不信,不许他吃饭。幼小的童欣感到极大的委屈,回到家里却又不敢对妈妈倾诉。好多天以后,妈妈忽然对他谈起这件事,像是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往事:“你的老师叫我去了幼儿园,说你拿了别人的东西,还说谎。我对老师说,这孩子可能会犯别的错误,但是绝对不会撒谎,他说不是他拿的,那就肯定不是他拿的。”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母亲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不禁如释重负。可那一次他毕竟是被冤枉的。这一次不同了,他的确犯了错误,妈妈还会信任他吗?他在忐忑不安中把事情告诉了妈妈,说老师要她到学校去。看着妈妈满脸惊讶地走出门去。他的心里特别害怕,怕老师夸大他的错误,怕同学不再信任他这个“干部”,但他最害怕的是妈妈的责骂。迄今为止,他的大部分时间和妈妈在一起,从来都是妈妈心目中的好孩子,要么讨好妈妈,要么顶撞妈妈,让妈妈高兴,也让妈妈生气,但他觉得从来没有哪一次事情像这次这么严重。他知道妈妈对孩子的品格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担心妈妈从此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好孩子。但是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个晚上,妈妈把他拉过来,对他说,“我已经和老师谈过了,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妈妈甚至没有一句责备。“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她看着儿子惊恐的眼睛,语气温和:“你过去是一个好孩子,以后还会是一个好孩子。”就在这一瞬间,童欣在妈妈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他所期待的东西。这个夜晚过去18年之后,童欣获得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后四年,他一直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大方格子间里占有一个小小的角落,第五年,他搬到第三层,还拥有一个单间的办公室,这表明他的表现杰出,已经升迁。他在微软公司年轻一代的研究员中代表着杰出,也代表着责任。父亲到北京来看他的时候,带给他一个玩具,那是由几千枚大头针组成的,可以随着你的想象变换各种形状。童欣把它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每天端详。看来,即使是在格外成功的时候,他还在精神上保持着和家庭的联系。信任的力量(2)“工作几年之后,反过来回想起童年,想法特别多。”他说,“我觉得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我的影响各占一半。学校对我的智力发展有很大影响。父母更重要的还是培养了我的性格和品质,比如怎么做人。言传也好,身教也好,父母总是在影响你。”妈妈已经退休,人也老了,从张家口搬到北京来和他同住。现在轮到他来照顾妈妈了,但是他仍然能从妈妈身上感受到力量。“那个晚上,妈妈给了我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宽容和信任。”他这样说,“让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鸿沟”(1)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他的。

——王益进1984年夏天,王益进还是个5岁的小男孩儿,就迷上了爸爸的卡车。爸爸是个司机,总要把他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高叫一声“儿子,坐稳了”,一踩油门呼啸而去。这时候益进的感觉真是棒极了,还觉得爸爸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有一天爸爸把车停下,走到路边小店去买东西。益进爬到爸爸的位置上,三弄两弄,觉得自己也是个司机了,不禁得意。可就在这时,卡车忽然动起来,向前驶去,越来越快。男孩儿吓坏了,大叫:“爸爸,快来救我。”爸爸冲出来,高喊着“刹车,刹车”,不顾一切地抓住车门跳上来。但就在这是,卡车居然被这孩子弄得停住了。儿子惊恐万状,与其说他是怕汽车,倒不如说是怕爸爸骂。爸爸吓得脸色惨白,可是居然没有生气,还笑了:“我这儿子真是了不起,小小年纪就能把车开走,不教就会。”那一瞬间,他觉得爸爸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不是因为爸爸救了他,而是因为爸爸没有骂他,还夸他。他想对爸爸说“我爱你”,可是动了动嘴巴,竟没有说出口。“等以后吧,”儿子心里想,“以后我一定要让爸爸知道,我爱他。”可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益进觉得,他和爸爸之间好像有了一道鸿沟。父子二人,距离越来越大,还总是吵架。爸爸出生在50年代初期。那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是一样的经历,初中毕业之后就下乡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文化素养,说话情绪激烈,没有条理,衣着过时,皱皱巴巴,还总是双手污垢,每天不是挣钱就是吃饭,除了看报纸之外,什么书也不看。益进一家住在沈阳,那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小时候,益进总是听说“工人阶级”都是最了不起的人,知道爸爸属于他们中间的一个,为此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后来,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知道了所谓“蓝领阶层”和“下岗工人”,知道“工人阶级”成了带贬义的概念。爸爸也老了,白发早生,眼角处的皱纹连成一片。爸爸经历过通货膨胀,经历过工厂的不景气,经历过下岗,经历过严重的糖尿病之苦,后来只不过是因为工厂无法支付他的医药费,他就把自己大半生省吃俭用积攒下的钱全都用来治病了。爸爸本性暴躁,脾气本来就坏,现在更坏了。衣着总是很乱,还不干净。他从来没有问过儿子的学习成绩,没有逼过儿子上大学,没有给儿子讲过什么人生大道理,也没有和儿子谈过未来。放学之后父子携手走回家的情形,从来没有在益进身上发生过。儿子和别的孩子打架的时候占上风,他会拉住儿子,但心里却很高兴。如果儿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他就怒不可遏,痛骂儿子没有本事。儿子身体瘦弱,却有一副倔强脾气,总是挨打还总是不知道如何躲避。每逢这时候,父亲就会冲着儿子怒吼:“你个笨蛋。”自从儿子5岁时把汽车开走那件事情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他以儿子为荣。他在心里特别明白自己一生多灾多难,但嘴上从来不肯承认,甚至不会对儿子说:“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才会发狠读书,读书是可以让你出人头地的一个机会。”这话是益进长大以后自己悟出来的。外面的生活多姿多彩,变化万千,他特别希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但是他知道,爸爸绝对不是能够带领他走进那个世界的人。上中学的时候,他听到很多同学说自己的父亲开了个公司,要不然就是个干部,而自己的爸爸只不过是一个卡车司机。儿子年龄越大、个子越高,也就越多地惹爸爸生气。爸爸倔强,儿子继承了爸爸的倔强,父子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吵架,谁也不让谁,声音高得把屋顶都要抬起来。这时候,儿子就会想到离开爸爸,离开这个家。很明显,爸爸没有什么智慧,也没有远见,因为他无法摆脱他的平凡的生活。1998年儿子进入清华大学,真的离开了父亲,离开了沈阳那种平凡的生活。他从前无数次地设想过,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我以为会感觉很爽,但是很奇怪,我开始想念父亲,而且越来越想。”父亲以往的形象一个个地在他脑子里面转。他花了好多时间来理解那个男人的价值,时间越是久远,那个男人给予他的一切也就越是清晰。爸爸有一个聪明的大脑,而且还有满腔热血。他年轻的时候工作起来不要命,他在工厂拥有“技术能手”的称号。那时候他买不起电视机,但是他有一双灵巧的手。儿子还记得连续几个夜晚爸爸都没有睡觉,在灯下摆弄一大堆零件。然后,他和妈妈就有了一个电视机,虽然不大,只有黑白两色,而且总是坏,但是它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笑声。爸爸最讨厌那些说话不算数的人。他言出必行,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一定给别人做好,从不违背承诺。他为别人做了事情从不在意回报。他的自尊心很强,无论自己多么艰难,也不肯低头求人。爸爸对儿子特别宽松,甚至对儿子的嗜好有些纵容。益进小时候兴趣很广,除了迷恋电脑,还爱下象棋,爱开车,爱骑马,爱唱卡拉OK。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当他把所有的热情和时间都花在电脑上,连学校的功课都顾不上的时候,爸爸也不干涉。儿子至今记得,爸爸说过一句让他惊心动魄的话:“学那些课本有什么用!”他相信全世界只有他的爸爸才说得出这样的话来。“鸿沟”(2)这么多年以后,益进回头看看自己当初那么狂热地摆弄的计算机,觉得“选这条路还是挺对的”。一想到自己走过的路和别人家的孩子那么不一样,他就会说“我很幸运”,因为他有一个不干涉他的爸爸,让他有足够的机会去做他喜欢的事情。现在他渐渐明白了,一个孩子要走自己的路,自己要承担很大压力,父母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很多孩子都羡慕他,希望像他一样,但是做不到,就是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允许啊。当然爸爸的生命中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对儿子的爱。他是那种不善于表达爱的男人,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我爱你”,但是儿子现在明白了,爸爸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天下最彻底最纯净的爱。尽管他自己的命运多难,但是他不会强迫儿子去改变命运;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他不会强迫儿子去摆脱平凡。他不是那种在“爱”上附加“期望”的爸爸。真正的父爱是没有条件的,不会因为儿子有没有出息而改变,不会因为儿子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心愿而改变。儿子的学习成绩好,他爱他;儿子的学习成绩不好,他也爱他;儿子是一个杰出的孩子,他爱他;儿子是一个平凡的孩子,他也爱他。他爱儿子,仅仅是因为,那是他的儿子。爸爸默默地教会儿子这一切,可是儿子在爸爸身边的那些年居然没有意识到。现在儿子见到爸爸的次数越来越少,却越来越多地回想小时和爸爸在一起的情形,想起有一次他吃多了玉米,撑得喘不过气来,爸爸抱起他就往医院跑。又想起有一次爸爸把一把斧子当作玩具给他玩,他却挥起斧子砍在爸爸的手上,弄得到处都是血,也许爸爸手上那道伤疤现在还在。这些往事会让他心中涌出强烈的情感,让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鼻子发酸。“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我爸。”益进有一次这样说,“当他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的时候,我还是很……很喜欢……很爱我爸的。他真的特别好。”进入大学那一年,益进忽然有个强烈的愿望,想要和爸爸沟通一下。他特别希望爸爸能来看看他的学校。清华学生的父母全都充满了自豪感,但是对益进的爸爸来说,清华并不代表什么。他从不到北京来看自己的儿子,不知道他是不肯离开他那个破旧的家?是不喜欢这座繁华的都市?还是无法和这个和他一样脾气暴躁的儿子相处?益进带着自己获得的计算机竞赛金牌奖金和家里的全部积蓄,到清华来读书。但是这些钱在大学的第一年就全用光了。他知道爸爸手里没有钱,于是告诉爸爸,他不需要家里的钱了。他开始出去打工,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又省吃俭用,把多余下来的钱寄给父亲。他知道父亲还拖着一身病,等着钱去看医生。2002年益进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工程师。儿子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而爸爸却老得做不了任何事情了。不过,他的身体好多了,“可能是我不在他身边,没有人和他吵架,也没有人气他了。”益进有时候这样想。又想到,假如时间倒转,让他和父亲重新过一回,他会怎么和父亲相处呢?这一年夏天,他回家去看父亲。父亲瘦得不成样子了,一米七八的个头儿只有90斤重。儿子心里发酸,特别想要为父亲做一件事。他把微软发给他的前六个月的工资全都给了爸爸,自己一分也没有留。这是他平生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收入,他知道,无论多少钱,都不能代表他对爸爸的爱。但是直到今天,他还是没有对爸爸说过“我爱你”就像爸爸从来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一样。儿子仍然认为爸爸是一个平凡的人,正是这一点让他悟出了一个道理:“就做一个平凡的人,挺好的。”旧式父母和新式父母旧式父母新式父母使孩子感到被关心使孩子感到被尊重希望孩子更优秀希望孩子更快乐关心孩子的分数关心孩子的能力让孩子做父母喜欢的事让孩子做自己喜欢的事严格宽松严肃幽默不放心信任焦虑随意替孩子做决定让孩子自己做决定替孩子做所有的事让孩子自己动手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让孩子自己管自己刘策学画(1)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初中真的是填鸭式教育,并不是启发式的。学校衡量自己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每年有多少个学生能考到最好的高中去。

——刘策2003年夏天,刘策接到四份录取通知书和四份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它们来自美国的三所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卡耐基梅隆大学自动化学习中心、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系。刘策选择了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这时候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工作了19个月。“他是我迄今为止见到的最棒的学生。”在写给美国几位著名教授的推荐信里,沈向洋如此这般介绍刘策。有个中国记者听说了这件事,就问沈向洋是不是在夸张。“不,一点也没有。以他现在的成就,不要说去读博士学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教授,都没有问题。”沈向洋说:“这个人将来一定是大师级的人物。”沈向洋这样说,无论是出于老师对于学生的偏爱,还是老板对雇员赞许,都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刘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是他的老师的骄傲,也是很多学生的偶像。不过,刘策对自己迄今为止的受教育历程,另有看法。“从小到大,给我影响最大的,不是课程本身的东西。”他这样说,“当然课程也是需要的,可它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启发式的东西。”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刘策的研究领域是“图像的认知”。每天沉浸在数字的世界里,工作之余闲下来的时候,他喜欢静静地欣赏自己的画作,那都是国画,而且很大。有一幅长四尺,画面上浩浩苍山,气势磅礴;有一幅长六尺,画面上潺潺江水,苍凉沉静。这些画是他在中学时代画的,现在全都装在电脑里,成为他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他说他将把它们带到大洋彼岸去,可以经常看看。他喜欢绘画,在国画的技巧方面有很深造诣。你看他的画,很难想象那是出自一个孩子、一个业余画手。但是对于刘策来说,作画不仅仅满足了他的兴趣、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它还有着更多的东西。那是他从小学画、渐渐悟出的东西。刘策进入上中学的年龄时,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已有12年。在他出生之前彻底摧毁了的那些东西

——漫长的学制、灌输、背诵、重复、考试、竞赛、分数、名次、升学率,现在伴随着他的成长全都恢复了,而且还变本加厉。不论这教育制度有何长处和短处,父亲和母亲都把自己当初“破碎的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也把自己当初“砸烂的枷锁”加在儿子身上,而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父亲在四川大学做教授,母亲在一个企业当会计。父母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出生在截然不同的时代里。父亲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个年代的孩子,只要家里有钱就有机会完成大学学业。而母亲的命运大不一样,这一代人在自己最需要接受教育的年龄里砸烂了学校,赶走了老师。对于那些往事,凌小宁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毛泽东说‘教育要革命’。很多人已经认识到教育有问题,希望有所改变。最后失败了,是因为‘教育的革命’被劫持到另一条路上去了。”在微软,凌小宁是属于“老一代”的,他与刘策的母亲同年出生。这一代人的脑子里面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其实,现在教育制度中很多让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凌小宁说,“都是那时候我们反对的。”刘策出生在大学校园里,从小生活在学生、老师和老师的孩子中间。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几乎没有不专心读书的。沈向洋的那个切肤感受,“人是很难不受环境影响的”,在刘策身上再次得到验证。“我不断地念书,我想生活环境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刘策说,“如果当初不是生活在大学校园里,现在也可能会走另一条路,不会选择做学问。”刘策从小就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特别讨厌一些课程,比如语文和政治,这一点和大多数孩子都一样。他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把很多精力用在喜欢的事情上,这一点在孩子们中间已属少见,但也不算希奇。刘策身上的最奇特之处,是他同时喜欢两样东西:数学和绘画。他在这两个领域里投入了无限的热情,而它们的技巧却是风马牛不相及,思维方式则又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学校对他来说是个“数学的世界”,他在那里参加各种数学比赛,成绩优异。他觉得世界的奥秘有很多是在数字里。但是在学校之外,在家里,情况就完全不同,那是一个“绘画的世界”。他的绘画训练在整个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始终持续着,有十几年,其严格系统的程度,较之今天美术学院里的任何一个高才生都不逊色。他有专门课程,有教材,有名家指点,每天投入很多时间,还有一个固定的学画地点。当然他也利用家里狭小的空间,把纸铺在地上作画。90年代初期,城市里的家庭已经时兴对孩子进行多种技能的训练,绘画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无论是老师、教育专家,还是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倾向于把美术作为一种“课外的教育”,或者叫做“素质教育”。这个词语背后的含义是:“有用的但并不是必须的。”刘策学画(2)可是,刘策对于绘画的执著不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时候他想的是:“将来我要么当数学家,要么当画家。”父亲不画画,但在绘画方面并非完全外行,他的专业有时候需要制图,所以也经常使用线条、颜色一类的技巧。他特别喜欢看到儿子画画时的专注神情,觉得那才像是自己的儿子。母亲也喜欢儿子画画,不过她更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两相比较,还是觉得儿子对数学的喜爱更符合自己的想法。她的办法是每天交给儿子5道数学题,要求儿子在开始画画之前先把这些习题作完。“先做完你必须做的事情,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她总是对儿子这样说。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爸爸和妈妈还是愿意拿出很多钱来供儿子学画。纸张、毛笔、颜料,还有各种教材,在儿子的眼里都很贵,要花好多钱。等到长大以后回忆起那些往事,他还明白了,爸爸妈妈支出的不仅是钱,更有时间和精力。儿子年幼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在自行车的横梁上,骑上车走好远的路,把他送到少年宫,又等在外面,直到他完成当日全部的绘画课程,再把他放在自行车上带回家。等到儿子稍微大些了,就每天到公共汽车站上送他和接他。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周末只有一天,爸爸妈妈有很多家务事要做,但是每个周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着儿子出去写生,或者去看画展。他是从7岁开始学画的。很多孩子都是在那个年龄里对画画发生兴趣,甚至更早些,但是他们很快就觉得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所以不再画画。刘策的幸运在于,他的学画从未间断。“大多数孩子的兴趣都不是从课堂上来的。”他这样说,“初中那几年我的这个感觉特别明显,因为一到初中,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在强调升学率。”似乎只有他是个例外,画画占了很多时间,也占据了他的精神世界。有时候你会发现,看父母是不是无条件地支持孩子的兴趣,只要知道在学校考试之前他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刘策从来没有听爸爸妈妈说“画画是好事,但不是最重要”,或者“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画画”之类的话。不过,母亲也曾对他说:“要想进入重点大学就必须先进入重点中学;要想进入重点中学就不能偏科。”就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也希望儿子能在关键时刻多花一点时间在学校的课程上,只不过忍住不说。敏感的儿子还是意识到妈妈也有某种期待,但他的脑子里面全是他的数字和他的画,所以照例我行我素,即使在初中毕业面临中考的那一年,他仍然要把很多时间用在画画上。他开始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这一年,他没有考上重点中学,事实上他后来读的那所学校非常普通,既非“市重点”,也非“区重点”。这让全家人感到失望:他把太多的热情倾注在画画和数学上,其余课程大都学得很糟糕。最糟的是,他的脑子里面只有他喜欢的东西,完全不能了解考试分数和重点中学都是关系未来命运的大事。大多数中国家庭都认定,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有几个关口最重要,中考是第一关。现在,在妈妈看来,儿子这“第一关”就没过去。那些日子,家里充满了沮丧的气氛。无论这个家庭多么脱俗多么标新立异,也不能不感到社会的压力。父母对儿子的期望和别的家庭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不同。母亲知道公认的教育标准是什么,信奉“要上大学,就一定要选择清华”的风尚,而且相信,画画的天赋无论如何也不能引导儿子走上名牌大学的道路。刘策仍然徜徉在自己的世界里。初中毕业那一年,他在成都举办了个人画展,是这座城市里小有名气的“少年画家”了。他自己也觉得拥有绘画的天赋。在这个孩子的心里,绘画已经不仅是一种爱好。“这就是我一生要去追求的东西。”他看着自己的画展,在心里想。一想到能做个画家,就无比快乐。只不过,这一切看上去和他的升学毫无关系。可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那之后,妈妈和儿子都没有想到,神秘的绘画能力要求一个人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脑。而刘策这种在数学世界和绘画世界之间来回跳跃的学习方式,竟会让他以难以置信的方式成长起来,让他的大脑变得如此与众不同。在我们继续叙述“刘策学画”的故事之前,先回过头来,看一看人的大脑究竟是怎么回事。“神经树”(1)人的大脑隐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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