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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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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雨“我们发现了一个黑客,在中国。”20031月的一个早上,张亚勤来到办公室,打开电子邮箱,这一行字立即弹出来。邮件来自微软公司总部的安全小组。这小组的职责之一是监视因特网浏览器在全球的运行情况,专门寻找“臭虫”,然后弥补,同时还要监视网络上面神出鬼没的“黑客”行踪。对于微软公司来说,网上“黑客”的性质是不同的。有些“黑客”的确对微软抱着敌意,专门寻找微软软件产品中的“臭虫”,利用软件本身存在的漏洞,去攻击那些软件使用者。这种攻击带有极大的破坏性,还让微软公司难堪。另外一些“黑客”则纯粹属于“技术狂”,对技术的热爱导致他们去寻找大公司产品的毛病。他们决不出手攻击网站,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违法的,还会给别人带来损失。但是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发现在网络上公布,还详细说明,怎样才能通过他们的“发现”,抓住软件上的“臭虫”大做文章。根据微软总部安全小组的判断,新出现的中国黑客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不是恶意的攻击者,但他技术高超,眼光独到。他的矛头直指“微软因特网浏览器”,还把他发现的至少4个“臭虫”公布在网上。“他的发现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他比我们迄今为止见过的最棒的黑客还要棒。”安全小组在电子邮件中这样说,“他知道这些‘臭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猜出程序员在写程序的时候大概犯了什么错误,还告诉别人怎么攻击。每当他公布一个‘臭虫’,就会有一大堆恶意攻击者尾随而来,攻击所有那些使用微软产品的人。”微软的安全人员防不胜防,因为这个“中国黑客”差不多每个月都能在“浏览器”上抓到一个“臭虫”,而且他也不像别的黑客那样隐名埋姓。他把自己的来路全部公布在网络上。严格说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因为他并没有利用微软的“臭虫”去攻击他人,也没有给他人造成损害。但这样的“黑客”让微软感到头疼,微软安全小组的工程师们非常希望找到他,于是向张亚勤寻求帮助。“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中国的学生,”他们告诉张亚勤,“在湘潭大学读书,名叫刘蝶雨。”中国,湖南,湘潭大学。蝶雨坐在他的拥挤不堪的房间里,盯着电脑屏幕,目不转睛,已经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那上面是微软公司最得意的产品之一“因特网浏览器”。他知道他想找的东西就在那里面,他已经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可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这个系统的安全措施是不准使用字符‘a’,”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不准使用‘a’。”一个念头在他脑子电闪雷鸣般地滑过去:“微软的检查人员一定会检测‘a’,那么我就使用‘A’好了。”他一边想,一边用手指敲击键盘。就在那一瞬间,“因特网浏览器”出了麻烦。他裂开一嘴大板牙,嘿嘿笑了:“我破坏了它的规则?是不是?”他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原来那就是一个大写字母“A”。这已经是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的第五个“臭虫”了。像往常一样,他把它公布在因特网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他站起身来,不禁有些得意:微软公司那样的庞然大物,好几千人做出一个“浏览器”,你不能不说它是全世界最棒的软件,有多少人把它恨得咬牙切齿,又奈何它不得,可是我有办法找到它的毛病。他身边有不少恨微软的人,看了他做的事情,不免大快人心。开心完了,又在猜测微软那边的动向。“真奇怪,”有个同学对他说,“微软还没有对你采取行动啊?”“采取行动?”他将信将疑。一种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浓地聚集胸中,又想到“这座城市里面经常发生刑事案件”,不禁紧张起来。“我经常做梦,”他对朋友说,“梦见微软来了,像一个魔鬼,来抓我。我缩在墙角……然后就惊醒了。”朋友大笑道:“听说补上一个‘臭虫’要花10万美元,他们会不会要你赔?”正说着笑着,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来,就听那边有个声音说:“我是微软的。”蝶雨当即目瞪口呆。电话这边真是微软的,叫林斌,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新技术开发部的经理。他接到张亚勤转发的邮件,按图索骥,很容易地找到了蝶雨。可是对面的人不说话,只有喘息声。“我们找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林斌感觉到对方的紧张,希望缓解气氛。对方“啊”了一声,还是不说话。林斌似乎想起了什么,赶忙自我介绍。说自己在北京,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负责一个工程师小组。“啊。啊。”“我只是微软的一个技术人员。”“啊,啊。”“我们的院长是张亚勤。他是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科学家。”“啊。啊。”“我曾经参加了视窗2000的制作。”“那很酷。”对方终于说话了。“中国黑客”(2)“我们对你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啊。”蝶雨又不说话了。“我们很想请你到北京来看看。也许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啊……”“你寒假如果没有事的话就来吧。坐飞机做火车都行。我们负责你的旅行费。”“我很愿意。”蝶雨说,“也许吧。”蝶雨放下电话,心里还在咚咚跳。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年头骗子太多啦。他们是微软的吗?”接着又一个念头:“就算他们是真的,到底为什么找我呢?该不是要把我关起来吧?”蝶雨这样想着,第一次感觉到“黑客帝国”的惊险离奇。实际上他不喜欢别人叫他“黑客”。“我没见过黑客。”有一次他这样说,“有的人把人家的网站都弄垮,叫黑客。有的人技术很好,也叫黑客。黑客的意思太多了。如果你认为黑客也是好人,那我就是黑客。”说老实话,他完全是在一种不经意的心理状态下走上这条路的,只是带着几分好奇,几分兴趣,还有几分想要证明自己能力的欲望。他还清晰地记得,事情是从2002630日开始的。那一天,他偶然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告诉你怎样发现一个程序中的错误,还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很多在蝶雨看来非常困难的事情,顿时变得简单了,就像文章作者说的,“并不需要你有多么高深的知识和多高明的技巧,你只要从特殊的角度去看它。”“我也一定能做到。”蝶雨这样想。那个晚上他没有睡觉。想了一夜,绞尽脑汁。第二天就到微软的“因特网浏览器”上去检验自己的想法,一举成功。他找到了第一个“臭虫”,那是在200271日。对于蝶雨来说,这一天有着特殊意义。这倒不是因为他从此开始了与微软的纠缠,而是他重新认识了自己:“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想得到它。你如果真的想得到,就会拼命去做,就能用你的知识去实现你的想法,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发现只要简单的一步,就突破了某些限制。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样的,他们都知道。”他说的“他们”,是指微软公司那些既聪明又有经验的程序工程师。他们在美国微软总部连连感叹这个中国学生的神奇,因为他总是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动手。可是蝶雨说:“‘a’和‘A’的区别,谁不知道呢?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这里的区别。”“我知道那些编程的人只是在完成别人交给的任务,然后让另外的人去测试。他们最想要什么?想要通过测试。”蝶雨把手狠狠地挥了一下,接着说:“但是一个‘臭虫’显现出来,一定有很多弱点,他补了一个,还有很多,他可能就不管了,所以你很容易抓住他的弱点,然后扩大化。那弱点通常就在他的‘补丁’旁边。”他的思路屡试不爽,他在微软的“浏览器”上到处找,不停地找到“臭虫”,但是微软也在找他。现在,微软终于找到他了。林斌放下电话,就去找研究院人力资源部的经理王谨,请她安排蝶雨在寒假期间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来实习。于是微软的电话再次进入湘潭大学。可是这一回蝶雨连电话也不接。他去找父亲。父亲听罢事情经过,大起疑心。他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告诉儿子,一定要核实清楚他们是不是微软的。蝶雨核实情况的方法简单而又实用,他把电话打到北京114查号台,询问微软中国公司的电话号码,循号打来,接电话的人正是王谨。“你们是不是微软的?”他在那边满怀疑虑地问。“是啊。我给你打过电话,你为什么不接?”蝶雨还是不信:“我不接,因为我不相信你。”“我把我的电话给你,把我们公司的网页给你。我把你到北京来的飞机票寄给你,这是不是可以呢?”“这些都可以是假的。我只认电子邮件。”王谨觉得自己似乎不能说服蝶雨,只好转回头来找林斌:“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有意思啊?他问你是不是微软的?”林斌的电话再次来到湘潭:“你相信电子邮件,那很好,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有‘微软’字样,这不会有假吧?”春节过后,蝶雨终于来到希格玛大厦。林斌致电微软总部,说他们要找到的“黑客”现在就在他身边。“太棒了。”对方兴奋地说,“我们在一起开个会吧。”蝶雨闻声大惊:“我要见敌人了!”“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林斌很奇怪。“我是在找他们的麻烦啊。他们不是敌人吗?我是在和敌人的头子说话啊。”林斌说:“我们不是敌人,我们只是想把软件做得更好。”“你们想要我做什么?”林斌对他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如果想继续在‘浏览器’上找‘臭虫’。我们总部的产品组可以和你合作。你找到漏洞,他们马上弥补,打包,然后再给你。你能得到最新的程序,还没有公布的。”两个人正在说着,蝶雨的手机响了。那是他父亲从湘潭打来的。“没问题,我很安全。”蝶雨对着听筒说,又抬起头看着林斌:“我觉得你们微软和外面说的不大一样。”“中国黑客”(3)蝶雨开始工作了。连续7天,他在“因特网浏览器”上找到7个“臭虫”,一天一个,而且都是很难找到的。他自己很兴奋,微软总部的人更兴奋,惊叹“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他的工作简直太好了。”林斌说。第八天,林斌给了蝶雨一本书。是专门讲怎样编写安全代码的。作者是微软公司产品部门的一个经理,在书中列举了程序员常犯的错误,极为精致周到,所以这本书成为微软程序员的必读书。林斌说:“读读这本书,你能更好地发现程序员的弱点在哪里。”蝶雨大喜,拿回去看了第一章,脑子里面马上有了新主意。他试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直接深入到书作者领导的那个小组中去。林斌听了他的想法,觉得不会有结果:“书是他自己写的,他不会在他领导的小组里犯错误。”但是蝶雨更相信自己的直觉。接下来的事情,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蝶雨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发起了他的“战役”。就规模来说,这的确是一次“战役”,而非小打小闹。当他使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一个字母的时候,“浏览器”没有任何问题。他继续扩张到第二种方式,仍然没有问题。这都是意料中的,他并不在意,一口气做下去,不断扩张出新的表达方式,字符串也迅速延伸,一直延伸到第81次,系统的毛病显示出来,他笑了,再接再厉,扩张出至少两百种变化,字符串形成前所未有的长度。结果发现,从第81种变化开始,一直到第100种,系统都会出现问题,最后他莫名其妙地进入一个银行的网页。“真是太绝了。”林斌说,“别人的测试,只变化十几次、二十次,已经不得了。实际上他的变化是从0200多次。就是在中间一个短暂的阶段,他发现了问题。问题报告总部,那边的人佩服得一塌糊涂。”“这种测试,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微软总部的安全小组回电说。平心来论,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出现了蝶雨这样的人,是一个偶然。他是湘潭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才20岁,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从外表上看,此人没有一点神奇精灵的味道,实际上他更像是一个脾气古怪,有些神经质的人,眼睛大而有神,目光时而发散,时而集中,门牙突出,长头发,脸盘轮廓分明,喉结格外明显。父亲是做电脑的,软件硬件都做。他从小学五年级就喜欢玩电脑。他读的中学不是重点中学。“我数学稍微好一些,但是语文很差,高考的时候语文根本不及格。”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好起来,是班里第一或者第二,但是他一点也兴奋不起来。我从小学到大学,都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别人都是习以为常,可是我总是觉得很累。这是为什么啊?看到别人都学英语,我就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种学英语的办法根本没有用,就很痛苦,不想学。我的同学们也觉得这种学法没有用,但是他们很乐意去学,可是我就受不了。其他事情也是这样,同学们毕业就想考研究生,那不是又一次高考吗?你说难受不难受?要不就是去找工作,可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又那么难。所以每天都是惶惶不可终日。有一个同学,明年就要毕业了,我从他身上想到了我,就很恐怖。他是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抱怀疑态度的人,甚至不免偏激。从很多方面来说,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E学生”。这可以从他和一个记者的对话中看出来:“我不怎么相信老师,也不相信父母。”“为什么?”“他们总是说谎。”“说谎?”“是的,高考就是这样的。我最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件事情上面了,他们总是告诉我,高考有多么重要。他们可能是说谎说惯了。整天就是考试、考试。我听了他们的话,考了,可现在那些东西全都忘记了,有什么用处?”“你的意思是,你后悔参加高考?”“我认为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要是再给你一次选择,你会怎么做?”“我不会去考这个东西。因为你浪费的始终都是你自己的力量,是不是?”“你会干什么去呢?”“也许我会去学英语,去学电脑。然后去跑步。我想把高考那段时间变成我自己的力量留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变成一张纸。”“力量和大学录取通知书真的那么对立吗?”“是不大一样。”“有很多人不上大学,也很成功。但是就概率来说,可能受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人,成功的概率也要低一些。比如,100个不上大学的人中,可能有一个人成功了,但100个上了大学的人,可能有10个人比较成功。”“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可我还是觉得,高考那段时间过得很不值。”新发现1.E学生”和其他学生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自己的兴趣和要不要最好的分数,而是在于,前者把兴趣看得更重要,后者把分数看得更重要。一旦你把这个顺序倒过来,就有可能成为“E学生”。2.抛弃了“排队文化”和“状元崇拜”。事实上,优秀的学生有两类,有些人能够成为“E学生”,并且像天才一样成长,有些人则不能。后者永远不会为了一个目标而牺牲“第一名”的位置,永远不会将热情和雄心投入到更富有吸引力和更有长远价值的事情上去。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超过别人,是第一名,是名牌大学。这中间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驱动人们争取第一的欲望,与“E学生”的品质背道而驰。当你把这一现象与父母老师的期望、报纸上颂扬的“状元经验”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的30个研究对象大都不是“第一名”。3.每一个人都是在真正抓住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潜力。这个环节至关重要。所以,通向“E学生”的第一推动力,不是天赋聪慧,不是重点学校,不是“名师家教”,不是父母的眼睛紧盯不放,不是任何“来自外界的压力”,有一样东西比这一切都重要,那就是“发自内心的渴望和热爱”。4.抛弃了“不能偏科”的旧观念。“一技之长”比“平分秋色”更容易促使一个学生成为“E学生”,尤其是在大学阶段。5.孩子的“开窍”与教育环境有着更大的关联度,而不像我们通常以为的仅仅与孩子的年龄相关。在90%的案例中,孩子的“开窍期”发生在大学二年级到大学三年级,而不论他在这时候是14岁(比如张亚勤和沈向洋)还是20岁(其他所有按正常年龄上学的人)。6.真正知道“我到底要什么”的学生,通常比那些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学生还要快乐。离家时刻(1)我很奇怪,现在的孩子十八九岁了去上大学,妈妈还要陪着。

——张亚勤1978年盛夏,中国中部一个城市中心的火车站。那一天,车站上人很多,又脏又乱。周围都是大人,亚勤夹在他们中间,显得特别矮小,还很瘦,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这也不能怪他,他才12岁。可是从这时起,他就要离开家,离开妈妈。他已经是大学生了,对他来说,大学校园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以前只知道那是个青年呆的地方,可是他还没有走出童年时代呢。周围人挤人,有人撞了他一下。他手里提着的包掉在地下。那一瞬间,这孩子有点慌,拉紧妈妈的手,觉得抓到了一个依靠。说来也怪,在妈妈身边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就要离开妈妈了,他才第一次从那只手上感觉到安全。可是他知道,妈妈不会陪伴他。妈妈在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你的未来旅程要独自一人去走。”他仰起头来,看看妈妈。妈妈注视着他,眼光里面有一种异样的光彩,与其说那是怜爱,不如说那是鼓励。“去吧,你能行。”妈妈说。这话在亚勤听来是那么熟悉。过去的这些年里,每逢关键时刻,妈妈就在他的耳边说:“去吧,你能行。”一次又一次跳级上学的时候、独自出门旅行的时候、参加数学竞赛的时候、得了肝炎去住院的时候、在中国科大的报名表上写下自己姓名的时候,妈妈都是这样说的。那时候妈妈眼睛里面的光彩,就像现在一样。罗伯·麦克纳马拉曾经说:“人脑和人心一样,朝着被赞赏的方向走。”事实真是这样的。每个杰出孩子的周围都有一个鼓励和赞美的世界。很多人见了这情形,都会有个误解,觉得一个孩子是因为聪明,所以值得赞美,其实情形往往相反,孩子是因为得到赞美,所以才聪明起来。外婆一直夸奖亚勤有天赋,总是对他说,“那是你妈妈爸爸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千万不要浪费了。”他对外婆像对妈妈一样亲,小时候总是往外婆家里跑,还记得外婆常常说:“去吧,你能行。”后来妈妈每次对他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他都会想:“妈妈一定是从她的妈妈那里学来的。”亚勤和妈妈之间有一种特殊的默契: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密,但却彼此信任。母亲总是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还喜欢说:“让孩子知道他很聪明,他就真的聪明起来了。”天下的母亲都喜欢夸奖自己的孩子,都知道父母的表扬和认可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有重要意义。这位母亲的与众不同在于,她懂得夸奖的艺术。懂得什么时候该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什么时候该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她的夸奖常常出其不意,每当儿子表现出懦弱、犹豫、挫折,她的激励就特别顽强。可是人人都在夸奖她的儿子时,她却相信,儿子已经不需要夸奖了。亚勤在太原读中学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在谈论他,还要“掀起学习张亚勤的热潮”。我们在前边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遗漏了其中一个情节,现在不能不说。那一天亚勤见到这条标语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跑回家来眉飞色舞地告诉妈妈,想要妈妈和他一同高兴,不料妈妈只是淡淡地说:“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1978年那个夏天,亚勤接到中国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学校里一片沸腾,同学特别高兴,老师更是激动,邻居们都来祝贺,还有很多记者要来采访。亚勤不禁得意洋洋,准备大干一场。他对妈妈说:“我的目标实现了。”妈妈也挺高兴,可是这个从不吝惜鼓励孩子的女人,现在却没有说出一句夸奖的话来。“也许她在别人面前也夸我了,但是她当着我的面还是比较平静的”,亚勤多年以后回忆当日情景时这样说,“我也不记得母亲当时跟我说什么了,就和每次考试之后差不多吧。”每一个母亲都希望生下一个天才,但真正天才的母亲,都会说他们的孩子是一个普通人。这并非谦虚,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的孩子,知道人性中所具有的那些东西,自己的孩子无不具有。所以亚勤的母亲几乎没有当面夸奖过他。有几天,他成为记者追逐的对象,记者们都说他是个“神童”,要在报纸上推广他的事迹,让全国孩子都来学习。这时候妈妈要求他不要接受记者的采访,不让记者把他的名字登到报纸上。“记住,儿子,”妈妈说,“名声,还有报纸说的那些话,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再说你还是个孩子,还不能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现在,儿子就要去上大学了,妈妈的脸上仍然只有淡淡的神情。列车车厢里空气浑浊,一片嘈杂。这是1978年秋天的那种嘈杂,和80年代的嘈杂不一样,和90年代的嘈杂就更加不同。那时候我们国家的高考在中断了12年之后刚刚恢复,“上大学”成了“摆脱广阔天地”和“回到城市”的代名词,叫亿万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激动不已。连续12年的“高中毕业生”坐在同一个考场里,此外还有一大群像亚勤这样的孩子,报纸上一个劲地说他们是“神童”,全都汇聚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里。现在,亚勤要去的地方,正是那个“少年班”。离家时刻(2)就像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独自旅行对他来说不是第一次。他觉得在妈妈跟前撒娇的时光结束得特别早,印象里小时候到处跑,妈妈从来不会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我从小就很独立。”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我很奇怪,现在的孩子十八九岁了去上大学,妈妈还要陪着。”现在,妈妈又走了,把儿子独自留在南下的列车上。这火车要开到哪里去?亚勤还想不明白。他那时候只知道眼前这段旅程有一千多公里,从太原到合肥。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惧之后,亚勤镇定下来,左看右看,领受着大人的目光。没有什么人相信这又瘦又小的孩子居然是个大学生。火车开动了。亚勤离开了他在太原的家,这一次是永远地离开了,就像妈妈说的,独自走向“未来旅程”。父亲的遗产(1)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偶像。

——李开复看到父亲多年来的工作,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儿子为什么能把那么多智慧和激情投入到学业中去。事实上,父亲对儿子的影响还不只这些。开复成年以后,试图把对父亲的零星回忆编织起来,发现父亲和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且“他非常不爱讲话,只是埋头写他的东西。”童年的时候,开复每天晚上都会去父亲的书房,看他伏案写作。那个男人个子不算高,寡言少语,平和从容,难得一笑,即使高兴的时候,也只是把一丝淡淡的笑容挂在嘴角上。可是父亲的笔似乎永远也不会停下来,那里面流淌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激情。开复还小,看不懂其中奥妙,但却已经感觉到,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支撑着父亲,这让他好奇极了。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父母的影响力通常不是看他们说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什么。在开复的心目中,父亲是道德和正义的化身,给他留下经久不褪的烙印。多年以后回想当日情景,他渐渐明白是父亲为他上了宝贵的第一课,给了他第一个人生启示。那并不是父亲的成就,而是父亲的品行。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说:“父亲的成就是儿子最大的荣耀;儿子的善行是父亲最大的骄傲。”可是在这个家庭,无论父亲还是儿子,始终把品行当作为人处世的第一要务。很多年以后,开复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计算机科学家,才华出众,但他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智力,而是品格。有一次他和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在电视上讨论学生的素质,后者把“人品”排列在“智力”之后,这让他极为震惊,结果导致了一场公开的辩论。他对于人的品格的认真和执著,甚至让电视机前的那些中国学生也有些惊讶。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家庭有一份最重要的遗产,它来自他的父亲。父亲工作的时候相当专注。每天清晨,他总是以一个60多岁的老人所能具有的最快的速度开始工作。他对桌子上的稿纸和资料几近疼爱,堆得越高越是混乱,他就越是兴奋,甚至常常对着桌子说些旁人听不懂的话。每当他写完一本书,长长舒出一口气来,开复就会走过去,偷偷看看父亲写了些什么。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刘少奇传》,另一本叫《林彪评传》,还有《周恩来传》。对一个刚刚上学、又完全没有大陆生活经验的小男孩儿来说,要理解这些东西是困难的。他只觉得父亲脑子里面的世界是那样宽广多彩,无边无际,一直伸向遥远的地方。他会偷偷地伸手触摸父亲写下的文字。就在那个房间里,他第一次看到爸爸最珍爱的那个条幅,并且认识了上面的字。字是钱穆写的,苍劲而又从容: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当年父亲的朋友看了,都说这就是父亲;后来儿子的同事看了,又说这就是儿子。李开复自己说,第一句像他,但第二句的境界,他与父亲比起来还差得远。也许他真的是一半像父亲,一半像自己。可是你无论怎样看待这幅对联的含义,都可以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影响力。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年轻人的禀性和思想虽然叫你觉得新奇,其实都是几代人延续和发展的结果。在他们的身上,有着他们父辈的深深的烙印。当年父亲为官一场,却又厌恶官场风尚。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政权顷刻瓦解,他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对政治也已彻底失望。他辞官回家,拼命写作。他是那种少有的出身官场又没有沾染上官场恶习的人,拥有独立的精神,而且坚持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率真坦然,既不附势,也不媚俗。他热衷于写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时候台湾海峡两岸势不两立,没有政治往来,没有经济往来,连民间往来也没有。台湾没有大陆的访问团。大陆这一边也是一样,没有台湾游客,没有台湾企业,也没有台湾人的投资者。警察公开监视那些在台湾有亲友的人,说他们有“特务之嫌”。大陆的报纸上总是说“解放台湾”。台湾的报纸上总是说“反攻大陆”,吹嘘“蒋总统”多么英明,或者诅咒大陆是“****”。两岸都在自己的孩子中间培养着敌意,但开复的父亲是个例外,他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也从来不在儿子面前贬损大陆。事实上,父亲对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晚年陆续写出书籍,几乎全部牵涉共产党的领袖,却从来不肯按照台湾当局的要求把“中共”改成“****”。他本性孤傲,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总是说,做人应该秉公周正,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海峡两岸的是是非非。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在台湾和大陆都不能容纳,只有香港肯出版。但这些事情都是开复长大之后才能悟出的。至于当时,开复只是在奇怪,父亲为什么只是不停地写作却从来不肯拿去出版?开复11岁那年,家里多了一个话题,那就是该不该让这孩子到美国读书。当时这个小男孩儿完全不能理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父亲出面阻止,他一定会很乐意地留在父亲身边,但是父亲什么也没有说。父亲从来不肯说出对这个儿子有什么期望,现在只是平静地看着儿子从他身边离开。儿子就这样离开了父亲,越过浩瀚的太平洋到达异国。大多数孩子都有一种心理倾向,离父母越是遥远也就越是在内心深处激发起对父母的依恋,开复也是一样。闲下来的时候,他忍不住向着东方遥望,他能感觉到他的家,感觉到母亲在他耳边絮叨,但却怎么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父亲的遗产(2)不过,父亲的形象仍旧在他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他后来说,“在美国上中学的时候,只是想跟着父亲的路子走,因为我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像这样发自内心的交流,在这一对父子之间很少发生。就像很多父子一样,他们也有太多的情感和太多的话放在心里,想要告诉对方却又始终不肯开口,也不敢猜测对方外表之下的真实想法,结果是,彼此都觉得越来越远,直到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才忽然发现原来父子之间竟是如此心心相印。到了1990年,在离开大陆40年之后,父亲终于有机会回到家乡四川。这是“很震撼的一次旅行,回来后情绪久久不能平复。”回到台湾的那个晚上,81岁的老人把自己在大陆拍的照片取出,令家人观看,指出哪个是祖母之坟,哪个是家乡的文殊院。又交代家人,在他去世后一定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家去,葬于祖母身边。最后取出一方石印,那是四川一位金石篆刻家送他的纪念。老人默默诵吟石印上的诗文,及至念到“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时候,不禁失声。这一切都是妈妈在电话中告诉开复的,那时候开复正在苹果公司,为了他第一个语音识别产品,昼夜苦干。儿子和父亲一直依靠电话保持着联系,直到1994年的那天清晨,电话铃声响起,这一次不是父亲,他听到了姐姐的声音,在心底感到一阵颤抖。姐姐用她最伤感、最沉静、最温和的声音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和父亲通电话了。父亲终于病逝的时候,面容安详,嘴角带着微笑,但所有家人都明白,在他的内心深处必定留下极大遗憾。他在弥留之际曾经告诉儿女,他做了一个梦。他在梦中来到海边,在一块石头上捡到一方白纸,上面写着:“中华之恋。”还说,他有一个计划竟然不能实现,那就是再写一本书,书名叫做《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当然他也把他最珍爱的东西遗传开复,表明他在多少年以前就对儿子有着巨大的期待。父亲的遗产就是那十个字:“有容德乃大,无求品自高。”拿着这条幅的时候,开复感觉到父亲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孤单的人,同时也是最富有的人。此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把它带在身边。回到中国的时候挂在他家的墙上,回到美国的时候仍然挂在他家的墙上。回想过去种种,还有以后的路,他渐渐明白,父亲是在用他自己为儿子作榜样,用一种无声的权威指引儿子的未来。父亲的品格丰富了儿子的生命,而儿子的品格则是父亲生命的延续。这与智慧无关,与财富无关,与权势无关。儿子的价值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甚至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那个晚上他彻夜不眠,然后做出一个决定,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沈向洋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没有比沈向洋更卖力的人了。当同事说他工作起来“像一只狼”的时候,他说:“不是一只狼,是一只饿狼。”他的一连串成就中的每一项都让全世界的同行惊讶,然而他又是一个快乐的人,他那爽朗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总是回荡在希格玛大厦的第三层。在过去的36年中,他是从苏浙两省交界处一个贫穷的小村庄,一步一步,走到这座像蓝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大厦里来的。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父亲帮助他迈出来的。11岁那年,向洋离开家乡到县城去读高中。县城离家很远,坐公共汽车要走一个多小时。一路上,妈妈使劲儿鼓励儿子学习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到了分手的时候,这个一向严厉的女人哭了。让儿子来读高中,在这个家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父亲在儿子的学习上一向不加过问,但是为了做出这个决定竟是彻夜不眠。此中情形,一定要和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大势联系起来,才能理解。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农家子弟进入高中是非常罕有的事情,那意味着他未来的道路将通往大学校园。不要说那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恢复,即使彻底打开大学之门,在农村上亿像沈向洋一样大小的孩子中,也只有1%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其余大都只能完成初中或者小学的教育,此外还有至少一亿个农家子弟没有机会读书。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并没有禁止农家孩子上大学。他们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参加大学考试,只要通过了就可以进入一所大学读书。可是,农家孩子的大学之路,要比城里的孩子更加艰辛,也有着更多的阻碍。这种阻碍一半是因为农村知识匮乏,视野狭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根本无法和城市孩子在同一个考场里竞争。另外一半阻碍则是来自父亲和母亲。一般农家经济拮据,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孩子尽早投入田间劳作,帮助大人支撑家庭。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初中学业,已属难得,即使那些父母眼光远大、孩子品学兼优的家庭,也只是要求孩子在初中之后即去完成中等专科。如今的大学生到处都是,毕业之后还愁找不到工作。那时候可不一样,连续10年没有大学毕业生,无论城里还是乡下,最受宠的就是中专毕业生了。农村人家冒出一个学习好的孩子,就忙不迭地去读中专。从制度上说,一个农家孩子取得中专毕业文凭,是改变身份、获取城市户口的最有效的途径,由此可以成为乡里的荣耀,他的家庭也因此获得更多收入,所以特别风光。就以沈向洋为例,他的初中毕业成绩相当不错,于是父母按照当日风尚,为他选择了附近的一所中专。“他将来又不当大科学家,”左邻右舍都这样说,“用不着上大学吧,只要读两年中专,就能得到城市户口,找个好工作,又体面,又有钱。”父亲是个优秀教师,还在公社主持初中毕业生的升学报名,对这一切当然都了然于胸。可是那个晚上,当所有学生的报名材料即将封存的时候。他却忽然不安起来。他抽出儿子的报名表,左想右想,越发觉得不能只想着让儿子早工作早养家,于是抹去“中专”字样,改成“公社高中”。改完之后躺到床上,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事实上,他比这个家庭中任何一人更明白,这张表格决定了儿子毕生的命运,非同小可,不由得把儿子生活中的一幕一幕回想一遍,忽然之间,脑子里面出现一个新念头:儿子还有潜力,只有让他远走,才能高飞。于是父亲再次把儿子的报名表抽出来,抹去“公社高中”,改成当地最好的学校“县高中”。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看来的确有些引人回味。一个人毕生的命运取决于一张表。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中国,人人习以为常,即使是父亲自己,也没有多少联想。迄今为止,他极少在儿子的学习上操心,平时甚至很少过问儿子的考试得了多少分。事实上,他在家里很少说话,可是一旦开口,就很有力。他的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那一天说出来的:“我儿子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好工作。”现在,母亲把儿子送进县城高中,看到儿子将要居住的房间是个大教室,30多个同学挤在一起,床挨着床。别的孩子都15岁了,还有16岁的,可她的儿子才11岁。有一瞬间,妈妈哭了,犹豫着,想把儿子带回家,“他毕竟还太小啊”。这时候有个老师走过来,看看孩子,又看看母亲,然后问长问短,和颜悦色,说话温和:“没有关系,我待这孩子就跟自己的儿子一样。”妈妈一咬牙,终于把儿子留下来。“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是无论走到哪里也忘不了的,”向洋长大****以后这样说。父亲的那个不眠之夜,还有母亲转身离去的那一瞬间,直到很多年以后,向洋还能记忆犹新:人的命运啊,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不能说哪一步是正确哪一步是错误,只不过是在做不同的选择。我现在的成就虽然达到世界水平,可也不见得就能证明我走对了一条路。回头看历史,一个选择就决定了你的一生。我们家的背景要求我好好念书,不过,那时候从整个社会来说,上大学也不是非常重要,一直到我念高一才恢复高考。在那之前都是去读中专,那也是一条道路,对我来说也顺理成章。我只是个乡下孩子呀。要是我没去读高中,没去上大学呢?那现在就大不一样了,也可能我就是个民工,还有什么“追随智慧”?有什么“世界一流”?慈父严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

——作者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微软小子”的家庭有个惊人一致的基础:慈父和严母。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几乎完全一样。李开复说:“父亲基本不管我,而母亲管我就很严厉,母亲对我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式的教育,背书要背得一个字都不错,考试不好要打我的,打得很重。”沈向洋说:“男孩子可能受母亲的影响比父亲的要多一些,至少我是这样的。我父亲几乎不说话,我母亲对我非常严格。她给我的最深的影响,可能就是好胜心,绝对不能输的好胜心。”至于张亚勤,他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

——他的外婆。我们还不能认定“微软小子”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证明,很多重要人物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都认定母亲对自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父亲。比尔·盖茨是其中的一个,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最杰出的华人青年,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也是一样。还有那些后起之秀,周明、童欣、初敏、张波、刘策,都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句话:“我受母亲的影响更大。”此外还有一个惊人的一致:“微软小子”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李开复11岁,张亚勤12岁,沈向洋11岁。这个年龄是一个孩子从童年向少年的转折点,每个人都是在这种年龄开始产生自主意识。“E学生”之所以叫做“自主型”,正是因为人本身具有的自主意识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把“少小离家”与“慈父严母”加以对照,可以发现这里所谓“严母”,只是对孩子的童年时期来说的。一旦孩子年龄稍大,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终止“严母”的形象,要么允许孩子离开自己远走高飞,要么改变严厉管教的方式,变得宽松甚至放任。这中间的含义令人回味。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有可能使孩子得到鼓励、爱护、关注、温暖,也可能让孩子感到压力、打击,甚至产生厌烦和隔膜。即使是同样一种东西,在不同的时候也会在孩子心里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可以遵循。父母的呵护和管教,通常都会对童年时代的孩子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大多数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反抗父母的阶段,这是他们要求“自主”的时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逆反心理”。这时候父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关心、爱护和严格管教,总是适得其反。我们看看周围的父母,大都在孩子的童年时代过分娇纵,而在孩子的少年时代又过分施加压力。“自主意识”遇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也许会消失,也许会变形,也许会走上歧途,这就是“逆反”甚至“叛逆”。结果是,父母与孩子越是亲近,就越是有一种疏远感。在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这三个案例中,情形恰恰相反。母亲的严厉、细致、直接控制,仅仅留在儿子的童年时代,而在少年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戛然而止。母子分别,让母亲更多地表现出母爱之中慈祥、温柔、关切的一面。这让儿子感受强烈,甚至把母亲昔日的严厉和专横都变成美好的记忆。那些少小离家的“微软小子”谈到自己当年的感受,都曾说起,他们最初有一种解放、轻松和自由的感觉,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父母的思念。还有一些“微软小子”直到长大****之后才有机会离开父母,那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要远走高飞的感觉。很多孩子在高考时一定要寻找离家遥远的学校,就是觉得父母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的日子,简直无法容忍。说来真是奇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甚至鼓励他们远走高飞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彼此天各一方,不能相见,但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是造就了两代人之间的亲近感。难演的角色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

——沈向洋沈向洋很坦率地承认,母亲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就是那种典型的望子成龙的心态。”他从那种期望当中感受到压力。所以,他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母亲去上夜班。”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他了,他也就有了一个自由的晚上。当他有了儿子以后,不免常常揣摩儿子的心思,将心比心,于是想到:“小孩的心理都是一样的。我的小孩看见我不在家可能会高兴得不得了。”但他还是认为家庭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他回忆道:父母的影响不是一句两句话,也不是他声音大,有权威,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断地影响着你。别看我那么小就离开家,可是后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我家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很清苦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身份。除了父亲,家里别的人都是农村户口。你可以想象,读好书对我们这个家庭有多大意义,那就是跳出农村了。小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现在,我就特别理解我母亲那时候为什么对我那么严格。人啊,一定要明白一点,你这一辈子,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自己而活,这就是做人最辛苦的地方。你想,一个人从小到大,肩负着父母的希望,肩负着老师的希望。无论走到哪里去上学,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都有一点这样的信念在里面,让我觉得输不起,过去是输不起中国人,现在就是输不起外国人。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但问题在于,有这样一种教育制度,有这样一个教育环境,这种状况就非常难改。现在的小孩是不可能没有这种压力的,我相信他们的压力更大,因为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规范了,根深蒂固,是一种文化了。比如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说不定就有这样的想法。如今父母的角色也越来越难扮演了。他们整天都在问自己:怎样为孩子的明天做准备呢?大街上到处都有教导他们怎样养育孩子的书,每个星期有十几种,每年有几千种,从孩子还没有出生一直到孩子最后离开他们,从《胎教》到《高三家长》,全都有,可是他们还是感到迷茫,无所适从。这是因为,孩子们的明天既不能预料,也不能理解。我们都知道,30年以前,家庭的中心是大人,完全不像最近这20年,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在他们的驱使下做这做那,从中享受着无穷的快乐。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在他们的心中渐渐变成负面的形象,成了他们口头上轻飘飘地说的那个“我老爸”。现代生活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复杂,人们面临多样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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