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变革显示了该经济发展的活跃性。瑞士在二战后经历了经济增长和完全就业时期。当时，行业结构之间的变动并不明显，因为从一个行业退下来的劳动力很快会被另一个行业吸收。直到上世纪70年代，瑞士才经历了一场大的经济结构变革。从1973年到1976年之间，就业人数迅速由310万下降到280万，钟表和建筑业劳动力流失尤为严重。从1990年至2001年间，瑞士经济的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长迟缓、外贸额大幅提高及瑞郎坚挺及结构的再次大幅调整。可见经济结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而必然的现象，但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常常伴随着行业危机甚至结构失衡等现象。本文将着重讨论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国家和私人主动性分别发挥的作用。

　　一、结构调整与结构失衡

　　结构调整是经济不断发展、分工进一步细化、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过程中的自然现象，通常具有积极意义。经济结构根据不同因素的变化如技术进步、需求变化而做出调整，如瑞士在近几百年中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国进而发展为以服务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

　　而当经济结构急剧变革并为国民经济带来一系列重大消极影响如失业、设备闲置、由于人员外流而导致的知识流失等时，则被称为结构失衡。但在实际中，结构失衡和结构调整很难区分，如人们通常把大规模失业看作结构失衡的标志之一，但若仅凭消极影响来判定，则通常会走入误区。因此还应看到，结构失衡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并具有不可预见性，因为通常市场参与者会通过调整等措施避免危机的发生。

　　二、瑞士产业间结构调整原因分析

　　瑞士结构调整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和出口导向型生产的增加，此外，消费者喜好及对国产产品的偏好也对结构变革产生较大影响。由于行业的不同，受以上因素影响的程度也各有不同，例如工业主要受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在其他方面如卫生和保险领域在存在对国产产品的偏好。

　　农业生产效率虽较从前有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其他产业的技术调整，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下降。此外，其他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增强导致瑞郎升值，因此廉价的进口农产品就对国产同类品构成了竞争，最终导致国产农产品产量急剧下降。

　　虽然工业技术进步幅度大，但由于国内需求偏好转向服务业，因此工业发展勉强能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保持一致。消费倾向（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增长也对出口进而对工业生产产生了消极影响。能源部门由于需求的增多而增长显著，而建筑业则由于需求的减少无法从技术的日益提高中受益。

　　第三产业中的贸易生产效率虽然提高，但由于其他行业技术进步，贸易生产需求减少，消费需求偏向非贸易型的服务领域，因此贸易也无法从技术进步中受益。银行和保险业则从日益增长的服务出口中受益，技术转变也提高了该行业的效率，消费者偏好对保险业增长的贡献率几乎为50%。

　　三、瑞士结构失衡现象举例及其原因

　　由于瑞士国土面积小，经济属外向型，因此受外界影响较大，除经济结构调整现象外，在不同行业也存在或曾存在严重的经济失衡。

如瑞士钟表业在上世纪70年代曾面临危机。当时，该行业在短短六年中就丧失了40%的劳动力。此前，瑞士钟表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成功。瑞士手表以其高质量、精美设计和低廉的制造成本而占领了世界市场。此外，该行业还以分工精细、不同生产阶段的加工制造企业紧密相连为特征。该生产体制几十年来都建立在所谓的“钟表规则”基础上，即通过国家制定的限制竞争法规和行业协议，即生产和出口许可以及技术质量规定。但自从60年代国际竞争加剧和石英技术的普遍使用，该规定显得过于苛刻和僵化。而瑞士制表业完全低估了当时的竞争，并且由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导致反应迟缓。

　　为了渡过这一结构性危机，瑞士钟表企业做出了努力。他们将产品分类，调整结构，降低成本。此外，通过宣传，唤起消费者对高档表的推崇和喜爱。

　　除了钟表业外，瑞士的其他行业如纺织和机械制造业也遭受了暂时性的危机（见上表），企业为此制定了两大发展方向：

　　专业化：针对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纺织和机械行业将其产品主要定位于高端及知识密集型产品。

　　地区间紧密配合并形成网络。企业间密切合作，特别是在研究和开发及销售市场方面。

　　四、地区及结构性政策效果的局限性

　　针对瑞士不同地区的钟表、纺织和机械制造行业面临的结构性危机，瑞士联邦政府于1979年出台了《波尼决议》，试图使这些地区摆脱单一的经济结构。根据该决议，企业向上述遭受结构危机的地区投资，将获得投资补贴及税收优惠。

　　然而这一措施仅仅使危机得到暂时缓解，从长期效果看，并未有效克服结构危机。为使生产多样化，纳沙泰尔州曾对当地众多电子生产企业进行了支持，然而从近15年所得效果看恰恰事与愿违：电子企业停滞不前，相反未得到任何辅助措施的钟表业却非常兴盛。

　　根据瑞士有关方面对国家在调控在危机产生及克服中扮演角色的调查，在所有国家调控影响到竞争的领域如邮政、农业、图书销售、航空、电力、卫生和教育等方面，都存在潜在危机。且这种调控阻碍行业的市场化调整越久，结构失衡的负面效果就越大。因为从长期来看，效率低下、消费者的压力以及国外竞争迫使国内调控做出改变。当国内供应商突然面对剧烈竞争时，很容易引发危机。而若国家的再调整措施出台的太晚，也会错过改革的有利时机。

　　例如，瑞士对投资基金的管理在协议形式、税费和投放欧盟市场等方面都同欧盟的管理有所不同，这直接导致在瑞士成立并交易的基金份额在1991至2003年间从39%下降到15%。而在卢森堡成立并在瑞士交易的基金份额在这期间从47%上升到63%。

　　再如，在银行的私人储蓄业务中，曾存在银行间的利息协议及对州银行业务地区限制。后由于房地产危机及经济萧条，当时的反卡特尔委员会要求逐步减少银行间协议，并引入有效的竞争机制。但在这些限制放开后，银行业出现了危机。大银行的储蓄分支机构在1999年到2003年间减少了40%，州银行和合作社银行分别减少了60%和50%。

　　五、重点应放在对经济产生影响得普遍性因素上

　　根据上述现象及专家意见，普遍性经济因素远比特殊地区或结构政策。过多的国家干预甚至会造成结构失衡或错过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而在克服结构危机过程中，相关企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干预的影响甚忽其微。

　　地区及行业的振兴与普遍性经济因素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如奥地利克恩顿州电子工业曾受到低工资国家竞争的冲击，自1995年英飞凌公司决定将其研发部门迁移至此后，当地的电子工业发展良好。政府参与了该研发及培训项目的初建工作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后来当地企业在研发领域形成了密切分工合作网络，并使这一最初由政府倡导并支持的项目最终转变为由企业自行主办的科研体系。可见，在一地区企业的先决条件具备的前提下，政府措施才可以达到促进发展的效果。

　　同高校间的合作以及企业间的网络可激发企业创新和发展。政府应与企业合作，采取教育科研等方面的辅助性支持措施，如为企业与高校间研究成果及技术转移创造平台。但为促进某类企业或地区的行业性特殊措施则是不可取的。

　　经济招商活动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非常有限，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瑞士积极从事招商活动的州并不比那些在此方面相对保守的州发展得快。对法人盈利的低税收政策却极大的促进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六、结论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国家调控的过多干预阻碍了竞争，有时甚至有助于危机的产生，由此也阻止了经济结构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做出的适当调整。与国外相比，若相应的规则出台的太晚或不到位，都会错过经济结构调整的好时机。因此国家应制定与市场相符的规则措施，促进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结构危机或失衡发生时，应以企业的“自救”为主，国家应仅致力于创造良好的环境，以使企业能够发挥其主动性，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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