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此报告摘要编写。

　　一、历史回顾

　　西非国家自独立以来面临双重压力，一是人口膨胀，二是与国际接轨。以上压力将在今后20年有增无减，也预示着该地区变化的主要特征。尽管挑战空前，但相信西非经济能够满足百姓基本需求。当然，这也许要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为代价。百姓为不断适应区域变化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移民，共有3,000座城市接受了7,000多万外来移民，并提供就业和住房。农业逐步摆脱自给自足状况，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发展轨道，不但供给市场，也促进了自身发展。最近30年，西非社会变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不断学习和提高，社会精英要保护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应对当局日益扩大的竞争。独立的历史也充分展示了区域各国分配制度的成败以及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博弈。

　　（一）直到19世纪末，西非人口发展缓慢，从20世纪初开始明显增长。二战以后，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出现猛增趋势，年增长率接近3%，从1930年的4,000万，上升到1960年的8,500万，如今达到2.15亿，每25—30年翻一番。

　　伴随人口增长出现的另外一种变化就是矿产和热带农产品出口。但在独立之初，年轻的西非国家尚未做好国际竞争的准备。政府既要应对人口增加，又要发展经济，还要满足年轻一代领导人追赶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因此，内部需求巨大。西非除了依靠自身资源优势维持经济发展，只能借助国际交换。

　　（二）到2020年，西非国家人口将达到4.3亿。在不到100年时间里，人口增加10倍。即使艾滋病高发，也无法阻止人口过度增长。要保证4.3亿人有房住，成年人有工作，2亿儿童有书读，西非需要比过去更多的能源和巨额资金。从现有情况分析，各国发展前景并不十分明朗。

　　西非经济的基础是出口原料、农产品和矿产品。这种贸易结构直到上世纪70年代尚能维持，但此后随着发达国家技术不断更新，从西非进口的原材料逐步减少，出口受到约束，且遭到来自亚洲国家出口相同产品的激烈竞争。1970年—1990年，东南亚国家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从53%下降到20%，拉美国家从90%下降到68%，而黑非洲仅从93%下降到89%。发达国家从70年代开始将工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为这些国家劳动力充沛，价格便宜。由此促使很多亚洲和拉美国家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空前改善。目前，发达国家产业外迁更倾向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其优势是当地市场活跃，劳动力素质高。从长期看，黑非洲难有机遇进入该种体系。因此，黑非洲将失去更多的传统市场，出口产品多元化的目标也更难实现，只得开放进口，满足内部市场需求，别无其他选择。伴随世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黑非洲进口形势发生逆转，也更令人担忧。由于其他地区购买力下降，世界市场更多享受政府补贴的农产品和形形色色的二手工业制成品纷纷涌入黑非洲，致使当地产品毫无竞争能力，大量企业被迫关门。

　　当前，黑非洲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其自身经济难以实现多元化，只能继续依赖日益狭小的传统初级产品市场，由此导致黑非洲国际贸易赤字逐年扩大。要破解这一难题，西非只有加快经济转型。其实，西非正处在这一长期变化中，其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方案也在不断出台。

　　（三）西非经济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基础设施、技术、培训等直到二战后才起步，其进程远未完成。1960年，西非国家的基本特点是半自给自足的农业和规模有限的城市化（城市人口仅占13%）。城市只有少数公务员和工人以及小商贩，现代工业、商贩和农业构成了过去30年西非社会的基本结构。

　　多年来，西非国家政府及其合作伙伴始终热衷于发展现代工业，认为这才是国家进步的标志。但过去30年，现代工人数量始终停滞不前，仅占西非人口的10—15%。相反，农业人口转为商贩成为社会变化的主流。因此，农业和商贩也被称作“大众经济”或“家庭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非常简单，能够满足大众基本需要，且不受现代经济管理工具的任何约束。

　　西非“现代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迅速发展，但到1990年大幅下滑，平均生产率10年内下降10%。所谓“现代经济”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经济荣衰对其产生直接影响。而“大众经济”根扎民间，更能应对危机，更适合调节城乡交换。“大众经济”首先是生存经济，其社会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大众经济”往往力求规避风险，满足大众，因此成为西非社会抵御各种危机的主要“源泉”。不过，这种经济难以取得快速发展。

　　（四）20世纪初，殖民入侵限制了西非人口迁移。因此，直到1960年，西非人口分布与历史情况相差无几，黑人主要定居在粮食产区和贯穿撒哈拉的贸易中心，如苏丹和萨赫勒地区，以及出口黄金、黑奴和热带农产品的沿海地区。独立之初，西非人口格局仅能部分满足对外贸易的海洋经济的发展需求。那时，自然禀赋优良的一些国家，如科特迪瓦、喀麦隆等人口较少，而自然环境较差的区域人口较多，特别是萨赫勒地区。

　　国家独立和进入市场经济，导致西非经济面貌发生变化。由于出口快速增加，促进经济作物不断增产，政府税收也随之扩大，当局利用税收，创建行政网络和开发工业，各国首都成为主要受益地。上述经济地理的变化引起西非人口的大迁移，其重要迁移方向有3个：从南到北，从内陆到沿海，从乡村到城市。

　　从地理上划分，移民潮分为以下4个区域：

　　第一区域：以沿海和相邻国家的城市为中心，人口高度聚集，在8%的地区面积中人口占41%，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124人，城市化高达55%（1990年），移民总计830万，每年移民率0.4%。

　　第二区域：靠近沿海地区，占西非总面积的25%，人口占28%，城市化水平较低，人口倾向外移，将来有望成为接受移民的主要区域。

　　第三区域：主要指萨赫勒地区国家，占西非总面积的13%，人口占25%，城市化水平高于第二区域，但受制于自然环境较差，人口也趋于外迁，每年移民率0.3%。

　　第四区域：主要指沙漠及其边缘地区，受人口增长和经济条件限制，成为对外移民的主要地区，每年移民率0.7%。

　　（五）西非城市人口从1960年的1,200万增加到1990年的7,800万，城市吸纳了增加总人口数量的2/3。推动城市化的因素有三个：一是经济富足如尼日利亚，石油开采促进城市化水平从15%提高到49%；还有科特迪瓦，其高效农业推动了城市化发展,从17%提高到47%。二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口向城市聚集，如毛里塔尼亚，城市化从9%提高到42%。三是政局严重动荡驱使人口转移城市如乍得，城市化从6%提高到24%。此外，还有因上述因素叠加，导致人口迁移的情况如马里。该国所有中等城市的人口都迅速增加，如莫布提、加奥和通布图，均因两次干旱，迫使人口向这些城市转移。与此相反，卡地、库西亚拉以及其他产棉区城市，因棉花业高速发展，带动了人口聚集。

　　城市发展并未限于某些大都市，虽然城市人口增加了6.5倍，而10万人以上的城市从12个扩张到90个，5,000人以上的乡镇从600个上升到3,000个，城市规模分布比较合理，城镇网开始形成，尽管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发展空间还很大，一般相互距离有1,000公里。报告认为，到2020年，西非城市化率有可能达到53—63%，幅度大小主要取决于经济形势。主要大城市将依据其在地区或国际上的角色，向个性化方向发展。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趋势逐步放缓，城市基本顺序重新排列的可行性不大。但也不排除例外，如加纳首都阿克拉和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在经历最近10年滞胀期后，扩张速度可能高于平均水平。而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和尼日利亚的一些城市，其排名也许会下降。1990年排名前30位的大城市，大多数将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将高居西非所有城市之首，成为1,200—1,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到2020年，10万人以上的城市将从1990年的90个增加到280个，基本呈网状分布。除非发现重大资源，导致人口重新聚合，否则，以上城市格局不会被打破。总体看，西非各国政府正在全面推行中央权力下放政策，将进一步促进二线城市的发展，强化其差异性。小城市也将依据大城市分布以及农村经济形势和人口出生率，获得一定发展，但贫困乡镇未来发展余地有限。以上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到2020年增加3倍）势必导致私人和公共投资需求旺盛。

　　（六）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同期非正规部门人均收入却停滞不前，该矛盾日趋明显。主要原因是：非正规部门绝大部分由新市民组成，其与原籍保持着密切联系。新市民始终面临着来自各自家乡村民进城的压力，因为实际上城市经济发展非但没有体现在个人收入增加上，反而导致更多的农民进城务工，从而迫使非正规部门的人均收入被重新拉回到仅能维持生存的边缘。由此证明，国民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密切相关。

　　城市为接纳移民增加了就业，但在许多情况下就业增加仅仅属于现有岗位的拆分，体现在商贩之间的分工更加细化，而实体产业并没有增加就业。因为城市化常常是在无政府状态下自行发展的，没有政策引导，甚至被妖魔化，城市规划根本没有考虑到移民低收入者的特殊需要。其后果是，老城一般占地20—40%，人口仅占15—20%；而老城边缘的棚户区，人口却占15—25%。城市越来越拥挤，使其不得不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私人投资兴建住宅的金额也在不断扩大。最近30年，私人累计总投入约3,000亿美元，人均4,000美元，高于西非同期GDP的两倍，其中不动产占2/3，20%为违章建筑。

　　（七）1960年以前，西非地区以农业为主，小农经济为主体。1960—1990年，农业开发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一些种植领域在国家直接干预下组织较好，并获得农机、化肥、技术等支持，成为国家收入的基本来源，农民积极参与，个人收入也大幅提高。报告认为，距离城市越近，农业生产效率越高。不过，西非农业当前仍处在过渡期，农产品市场化水平还很低。对许多家庭来说，种粮一直是生存手段，即使将来农产品市场化快速发展了，与此相对应的自给自足农业始终是西非经济的主要特征。

　　（八）独立前，西非经济非常封闭。1970—1980年农产品进口高速增长，之后适逢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进口速度下降。与自有外汇相比，当时农产品进口数量确实偏高了，但也产生了实际效果：西非人均卡洛里从1961年的6%提高到1990年的14%。同时，也说明农产品供给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据数据分析认为，截至1993年，这种供需差距大约有3年。不过，有事实显示，西非农民有能力以高于人口增速的幅度增加粮食生产，弥补供需缺口，前提是气候、制度和经济状况全面改善。科特迪瓦就是很好的例子，该国农产品确实满足了国内全部卡洛里的需求，并略有余，尽管科特迪瓦30年来总人口增加了3.5倍，城市人口增加了10倍。

　　对西非1960—1990年发展状况的分析表明，该地区城市化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劳动大分工的第一种形式，也是农村提高收入、实现农业生产集约化的重要条件。但要使城市化富有效率，就必须保证城市需求充分，市场与粮食产区联系紧密，宏观经济环境和外贸政策保障有力。农民除了种地还积极开展其他经营活动，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为25—30%。农业自身要获得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其竞争力是否高于其他经济活动。

　　（九）与亚洲不同，非洲在被殖民前没能获得对人和地域实施强制管理的经验，百姓也不习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进行思考。殖民入侵带来变化，创建了民族区域，引入了管理机制。当时，列强主要依赖当地的习俗势力，维护其殖民统治。在非洲法语国家，族长被改造成行政管理的接力者，而在非洲英语国家，“间接管理”在表面上赋予当地人更多的自治权。但上述方式逐步失去对国家的管理能力，因为殖民者对领土肆意划分，目的在于保护各自战略和贸易利益，根本没有考虑民族自然形成的历史原因。殖民时期人为建立的民族国家，其辅助管理的习俗势力最终全部被边缘化，也不可能培养出本民族精英。

　　黑非洲摆脱殖民统治前，独立的理想是深化变革，认为国家是变革的理想操作者，以此实现社会普遍进步和公平。但从1962年开始，这种理想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政变、一党独裁，国家权力个人化。非洲新一代精英建议，独立要达成两种契约，一是社会契约，以实现国家物质基础的快速发展；二是国家契约，确认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团结。

　　独立初期，社会契约服务对象是指市民，即公务人员、产业工人和学生，其他成分被认为是属于过渡期存在的现象，可让其自生自灭；而农民清一色未开化，需由精英领导，尽管农业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由于社会成分纷乱复杂，加之普遍缺乏民族国家认同感，社会契约难以落实。最近10年，随着非洲缓慢发展，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变化，私营企业、市民阶层、宗教社团等新生社会力量崭露头角。后殖民时期已经结束，一种崭新的、非洲特有的管理模式正在发展和形成，西非经济活动和社会形态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普遍，出现了中介组织、私人中产阶级、地方经济等等，从而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竞争者，也预示着西非社会需要进一步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二、前景展望

　　西非未来经济发展分以下3个层次：第一，以尼日利亚为中心的几内亚湾国家始终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其经济起飞时间和速度取决于巨人——尼日利亚内部政局的妥善解决。第二，其他沿海国家将面临两种选择：对外发展或与区域融和。第三，内陆国家要取得持续发展，只能依赖移民和出口，主要是向周边国家出口劳动力和农产品。

　　（一）到2020年，西非人口年增长率为4.2%，平均城市化率为63%,地区间移民有增无减，产业工人增幅低于市民增长速度，非正规部门年增长5%，吸收人口增加总量的50%。非正规部门从第一代进城的微型企业主，将让位给在城里出生、拥有资金和市民文化的第二代中介企业创建者，中介企业因此将逐步成为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城市人口增长必然带动农民增产粮食，以满足市场需要，其增长速度大于人口涨幅，农民收入增加并有能力再投资，扩大生产。不过，所涉及的农民数量可能有限。

　　上述两种变化将导致西非社会两极分化：在农村，一小部分肯干的农户生产更多的剩余粮食供应市场，他们将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其经济利益，更多地参与乡镇管理。在城里，中介企业、商贩、手工业者等非正规部门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上升，劳动收入增多，原有市民格局将被打破。

　　（二）尼日利亚人口占西非的一半，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城市化率达到49%，高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毕业生占西非地区的80%，公路网密集，质量高，基础设施较好。政府可利用资源收入，开发更多的工业大项目以及纺织、制药、零部件等中小项目。只要强化治理手段，提高治理能力，尼日利亚具备经济起飞的全部条件。

　　加纳、科特迪瓦和喀麦隆3国GDP总量占西非地区的7%以上，农产品出口居其他国家前列。3国除了发挥自身优势开发国际市场，重点是要关注邻国尼日利亚市场，从而带动本国经济起飞。

　　贝宁和多哥国土面积小、人口少、市场狭窄；优势是拥有自贸区（多哥）和货物仓储（贝宁）以及治国管理成本低、行政灵活、回旋余地大，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发挥优势和周边国家经济状况。如果区域贸易增长强劲，两国可作为几内亚湾大国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提高自身实力。

　　（三）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和佛得角4个沿海国家，经济状况一般，主要依赖援助和远洋贸易。4国城市化率略高于西非平均水平，因为农业欠发达，农村就业困难。今后发展思路应集中在开发较近的欧洲市场，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总的看，发展前景并不乐观。

　　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3国，政局长期动荡，经济发展受阻，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无法体现。今后发展方向应集中解决好内部问题，推动国家尽快走上正轨。经济上应向西非经济中心靠拢，并通过其他沿海国家，走向远洋。其中几内亚是关键，成败在于其选择何种道路。

　　（四）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乍得和中非5个内陆国家，领土面积较大，人口分散，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城市化率仅有22%，人均GDP只有西非平均水平的一半。长期以来，以上5国都是人口外迁的主要来源地，其未来依然取决于沿海和欧洲国家接受移民的能力。此外，应抓好农业，除了自给自足，重点推动向周边沿海国家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