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向洋他的生活背景显示，这个人要得到后来取得的那些成就，简直不可能。“我的父亲是一个小镇上的穷教师，我的母亲是农民，我自己也是农民，我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牛棚小学’。”他用这样几句话开始了对童年的回忆，接着哈哈大笑。1972年，就在开复飞上蓝天直奔地球另外一边的时候，在太平洋西边这块大陆上，沈向洋在一个低矮破烂、摇摇欲坠的“牛棚教室”里度过了他的一天。那是一座真正的牛棚，一半养着牛，另一半用来做教室，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芳香和牛粪的臭气，课桌是用碎砖头堆起来的，没有椅子，所以向洋每天来上学的时候，都是一个肩膀挎着书包，一个肩膀背着板凳。很多年以后，他和李开复一样，也去了大洋彼岸，也走进那所世界闻名的学校

——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系。他在那里毕业，获得了和李开复一样的学位。他在计算机科学领域里的成就和名望，也亦步亦趋地追赶着李开复。当人们叫他们“李博士”或者“沈博士”的时候，很难觉察到，这两人的经历其实有着巨大差别。开复的父亲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向洋的老爹是乡下的穷教师。很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一个在台北，一个在苏南；一个是名门之后，一个是农家子弟。李开复的一口普通话中带着一种明显的台湾腔，语调和缓，温文尔雅。从沈向洋的口音听来，有着明显的吴侬语调，还有一种苏浙交界地带乡下人特有的喉音，抑扬顿挫，虽然他已离开家乡20多年，那种口音还是很明显。他的容貌也有江南人的特色，高颧，阔嘴，小眼，括鼻。不管他的出身和开复有多少不同，但是有一点却偶然地和开复巧合了，他也是11岁那一年离开父母的。1972年开复离开父母的时候，向洋6岁，已经在那个“牛棚教室”里上了两年学。同一个“教室”里有十几个孩子，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让好几个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上课，在那些边远贫穷、缺少老师的地方是常见的情形，即使到今天还非常普遍。那时候向洋和他的十几个同学都住在同一个村庄里，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儿头也最小。这是他的外婆家。他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这有点像他后来的同事张亚勤。不同的是，这里是真正的乡下，外婆起早贪黑去种地，而这个外孙却是出奇的淘气。等他长到四岁的时候，外婆觉得自己再也管不了他，就把他带到牛棚里去，交给老师。“老师啊，”外婆说，“这孩子读书不读书，不要紧。您就费心帮我看着他，就行啦。”老师从长江北边来，也是个农民，说一口苏北土话，但村子里的大人都说他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叫他“老师”，把这所小学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课程都让他来讲，还从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中凑出钱来给他发工资。那时候向洋还没有听过真正的普通话是什么样，所以也认定老师的口音最好听。他并不讨厌这个“牛棚教室”，但是他无法忍受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总是随便拣个地方，放下他的板凳，坐下来东张西望。一会儿转过头去看看身边的牛，一会儿抬眼看看天上的太阳。学校只上半天课，他知道太阳到头顶的时候就能放学，就能跑进周围那片广阔的田野，那里有蜻蜓，有蚂蚱，有螃蟹，有小鱼，有一片蛙鸣，有这孩子童年时代的全部快乐。人的一生不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不会忘记的。向洋内心深处永恒的记忆，就是从一岁直到六岁，他每天都生活在无休止的快乐和放纵中。直到有一天，妈妈来接他，带他离开了田野，也离开了外婆。妈妈总是觉得，田野和外婆对这孩子过于放纵。向洋回到父母身边。一家人住在小镇上。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得清清楚楚，惟有“小镇”是个例外，它是一个像乡村又像城市的地方，农民和市民混居在一起。向洋一家正是其中一个缩影。父亲是中学的数学老师，拥有城里人的户口，母亲在工厂里面做车工，却是个农民。这种一个家庭、不同身份的情形，在向洋未来的命运之途上，是一种无形但却意义重大的烘托。在向洋眼里，父母的性格截然不同。父亲是一家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一家人本来住在上海，这小儿子在南京完成大学学业，选择了一个最贫穷的县去做老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教师行业。他是镇上出名的好人，谨慎、勤恳、本分，课堂上口若悬河，课堂外却很少说话，无论做人做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点差错。他对自己的孩子非常宽厚，从来没有骂过孩子，更不肯打孩子。在那个小镇上，没有打过孩子的父亲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了。但是母亲的严厉足以覆盖父亲的宽容。母亲是这个家庭中绝对的权威。她在未婚之前就是家里的大姐，养成一副大姐风范，意志坚强，习惯于统筹周围的一切，而且绝对不甘居人后。在这个农家女人心里，至少有一点与李开复的母亲如出一辙。她认为，儿子无论什么事情都应当是第一。有一次，儿子在全县的数学竞赛中得了第二名，这是经过“停课闹革命”的动乱年代之后，当地第一次正规考试，所以非比寻常。老师同学都来向他祝贺，好多人还跑到家里来道喜，可母亲一点也不高兴，她让向洋坐在她对面，然后把眼睛直盯着儿子的眼睛。回忆(2)“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怎么好意思只考第二名？”妈妈的语气既平和又严厉：“别人的孩子回到家里要打柴挑水，我让你做过什么事情吗？我什么事情都不让你做，就是让你做功课，可是你居然还考第二名。”这是沈家后来岁月中无数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中的一个。但是在那个时候，妈妈每一次诸如此类的训话都是非常认真的。妈妈对儿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他还小，没有自己的意志，所以母亲的话一向都是对的。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生出一种“不能输的好胜心”，从骨子里面往外冒出来，日愈强烈，直到今天都是他的秉性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色。“有一部分肯定是我母亲那里遗传过来，”他说，“还有一部分是后天不断的训练。”一个孩子在内心里对自己的看法，通常就是由他周围那些人的看法造成的。向洋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所有人都说这孩子聪明，好像他是个“天生第一”。从6岁回到母亲身边，9岁小学毕业，他“永远想着要成为最好，真是到了都要输不起的地步。”不过，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贪玩，好动，而且散漫，内心里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力量，隐隐约约要冒出来。后来他才知道，那叫“逆反”，如果不是离开母亲独自到县城去读书，这力量也许会越来越强大，直到冲破束缚，冲到表面来。11岁那年，向洋初中毕业，要到县城里去读高中。那天早晨离家的时候，这个小男孩的心里全是“没有人管我了”的快意。直到母子分手在即，母亲泪流满面，他又第一次体会到对母亲的依恋，他忽然看到，母亲在坚强的外壳之下，也有温情和软弱，对儿子的无限的期望背后，还有无尽的疼爱。这情形就如同开复11岁时母子分手的情形一样。这故事让我们发现“E学生”拥有的第三个观念：无论你出生在寒舍还是豪门，起点都是一样的。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1)那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跳来跳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

——张亚勤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令人啼笑皆非：它一点儿也不像是读书，倒像是一场游戏。游戏持续了两年，这小男孩儿读完小学六年的课程。1972年，亚勤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回到在太原的妈妈身边。妈妈是个中学教师，上班的那所学校与一所小学连在一起，于是亚勤就到妈妈的学校里去读书。那时候，学校不像今天这么正规，老师对学生也不像现在这么严厉。这孩子上课时所拥有的自由，也是今天的学生难以想象的。他想听就听，不想听就不听，喜欢的课就拼命跟着听，要是觉得哪门课没意思，就换一门，要是不喜欢哪个老师，也就不再去听他的课。有时候上课，听着听着觉得没意思了，就出去玩，老师也不管他。没有人批评他，也没有人把他妈妈叫到办公室里来训话。现在学校里面层出不穷的老师打骂体罚学生的事情，那时候闻所未闻。老师只要一天不挨学生的骂，就要谢天谢地了。妈妈除了讲课，还在学校里编写一些讲义，眼看儿子不喜欢老师在课堂上讲的东西，也不强迫他去听，就在家里给他讲课。亚勤后来一直怀念母亲给他讲课的那些时光：“妈妈什么都会教，数学物理政治历史，她讲什么我就听什么，真的很有意思。”妈妈不仅什么都教，而且方法还挺奇怪。她从不讲究什么循序渐进，也不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看这孩子明白了低年级的课程，马上就去讲高年级的。小学的课本还没讲完，中学的课本就穿插进来。亚勤就这么肆无忌惮地在各门功课和各个年级之间穿插跳跃，一点儿规矩也没有。这个学期还在读一年级，下个学期就跑进三年级的教室里去，再下个学期就进了四年级。本来六年的小学课程，他在第二年就全读完了。到了第三年，亚勤觉得再也没有哪个教室里讲的东西是新鲜的。上课百无聊赖，所以干脆不听，有时候实在坐不住了，就跑到教室外面去玩。有一天妈妈对他说：“既然你不喜欢听小学的课，那你就到中学去吧。”亚勤受到如此鼓励，大为振奋，于是偷偷钻进初中的班里去，坐在最后一排。好在中学小学都是一个院子里，老师都是妈妈的熟人，对这孩子网开一面。听着听着，他就成了正式的初中一年级学生。这一年，他9岁。那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学校里乱七八糟，教学不正规。亚勤再次从这种“不正规”中得到好处：“我感觉我在小学和中学就没有受到正规教育，头一个学期上学，第二个学期可能就不去了。”妈妈还是在家里给他讲课。亚勤还是想进哪个教室就进哪个教室。读完初一，直接去了初三。一边上课一边去参加数学竞赛，半年之后，又去读高一。高一读了上学期，又去读高二的下学期。说是读高二，其实学的都是高三的课。就这样，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初中，又用一年读完高中，到了1978年，他高中毕业了。这一年，他12岁。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学制”，对于现在的学校和现在的学生来说，简直不能想象。那个年代的老师，都是刚刚从“牛棚”里走出来的，脑子里面的旧规矩早就被打烂了，新规矩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对学生也特别放纵。“那时候没人整天逼我成个什么‘才’，可是看我在学校里面跳来跳去，老师也不阻止，只是对我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太原虽说是省城，可并不大，出了这么一个从不正经上课、却跳来跳去的孩子，很快弄得满城皆知。亚勤成了老师们推广的榜样，整个城市都在谈论他。“文革”结束了，百废待兴，中国人把学校砸烂、把书本付之一炬的历史已有10年，现在人人渴望上学渴望读书。老师开始动员这个孩子去谈“经验”，教给别人怎么刻苦用功怎么尽快成才。很多人坐在下面听他说话，有老师，也有比他高一脑袋的同学，个个如饥似渴，目不转睛。有一天他去一所学校，看到那里挂了一块黑板报，上面写着：“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他觉得有点好玩儿，还有点好笑。直到很多年以后，他想起那些大标语和那些坐在下面的听众，“还觉得特别有意思。”“其实我没有什么经验可说，挺糊涂的就上了高中。”亚勤说。他只记得，那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在动荡，没有安定的感觉，没有正常的生活，也没有公式化的学习，一点也不像现在的孩子，每天只是从家里到学校，过着“两点连一线”的生活。他的唯一苦恼是从来没有什么要好的同学，他的好朋友都不是同学，而是邻居的孩子，甚至还有街头相识的小伙伴。因为“我在一个班里停留的时间从没有超过一年的，而且年龄总是比同学差了好多，个子就差得更多。”这让他和同学很难建立起一种亲密而持久的关系。同学们并不欺负他，对他挺友善。在同学眼里，他是个独往独来，既聪明又淘气，还有几分神秘的小孩儿。“我是有一点小聪明。可是我觉得仅仅从天赋来说，我不可能比别人强那么多。”张亚勤这样说。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2)旁人问起他的经验，他就说：“幸亏那时候中学和小学的参考书很少，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花花绿绿的。要不我的童年和少年也许不会那么开心，至少不会有那么空闲的时间去玩儿。”听者觉得不过瘾，再三追问，他又说：“学习的关键不在于你记住了多少，而在于你理解了多少。理解最根本的定义时，其实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觉得，你把时间花在什么上面是很重要的。你在脑子里面装了那么多没有用的东西，那些有用的东西就找不到了。实际上现在的小学、中学，包括大学，有用处的东西无非就是那几样。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思考那些复杂的问题，只要理解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脑子里非常清楚，这样你的大脑的单位面积里产生的压强，要比别人高得多，你花的时间可能是别人的十分之一，但是你弄清楚了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手上的种种数据很清楚地证明，对待教育的那种随意、宽容、听凭自然的态度，在今天已经消失殆尽。承担着教育之责的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刻意和武断。他们倾向于把教育当作一套严格的程序。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从婴儿时期，甚至在母亲胎中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煞费苦心，环环相扣，一丝不苟，每一个环节都在预先设定的计划中。另外一些人抵制这种教育观念，他们说那些父母不把自己孩子当人，而是当作一个产品，就像在一条生产线上精心打造一辆轿车或者一台电视机，对于那些人趋之若鹜的“重点学校”，他们讽刺地说那不过是“神童集中营”，里面的孩子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快乐。说到他们自己的教育观念，他们没有那么系统的道理可说，只不过倾向于放任孩子的愿望。即使不能让他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应当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童年。但是后者的声音非常弱小，听上去就像是一群失败者的自我安慰。有人把这两种情形说给张亚勤听，询问他的想法。他笑了：“我很难说我小时候受的是哪一种教育，好像这两种都不是。”看到对方脸上不解的神情，他接着说：“妈妈放任我的任何兴趣，却不肯放任我的坏习惯。”在亚勤的心里，母亲兼有宽容和严厉两种形象。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像所有的独生子一样，是家庭的中心，大家都宠着他，但是如果他在没有完成作业之前就跑出去玩，妈妈就会露出最严厉的一面来。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亚勤也贪玩。那时候作业少，也没有什么考试，所以有很多时间出去玩。他的兴趣广泛，学画画，下围棋，还打羽毛球。每一个兴趣都从妈妈那里得到鼓励。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具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秉性聪慧的孩子，更加容易东张西望，还时时表现出一种“坐不住”的样子来。亚勤喜欢把所有的学习当游戏，对所有的游戏都没常性，喜新厌旧，也没有一个兴趣能够坚持不懈。有一天母亲令儿子坐在面前，说话的语气前所未有地严肃：“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后台，你将来总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你从现在起做事情就要有恒心。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母亲是做教师的，心里明白，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塞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所以对儿子说：“先做应该做的事，然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亚勤想想这话，觉得有道理。于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妈妈和外婆留下的作业。他希望快点完成功课，然后去玩。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总是精力集中，也很认真。他做得很快，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这让他有很多玩的时间。没有功课加身的时候，他心里轻松，玩得特别开心，这又让他下一次更认真更快捷地完成功课。终于有一天，妈妈拿不出什么题来让他做了，因为他把家里所有参考书上的练习题都做完了。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要确立的第四个观念是：不怕淘气，就怕没有一个好习惯。流放地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张宏江

张宏江的“起跑线”有些特殊，是个知识分子的“流放地”。30年前宏江还是个小男孩儿，举家离开武汉，来到河南叶县的黄莹坡，这地方是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叶公居住的地方，那时候是一个2000多人的小镇，也是一个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流放地”。老家是中南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新家却是贫穷闭塞的地方，所以这趟迁居是这个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转折。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父亲是电子部下属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个工人，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更与牛鬼蛇神不搭边，但组织上一声令下，除了服从别无他法。但是，宏江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把这次迁徙看作他走向未来的起点。“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这样说。他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从年龄上看，他与开复、亚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从经历上看，他却总是把自己划进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这是因为，当他懂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想去上学，但学校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课不上了，桌椅被砸烂了，老师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承认犯了“师道尊严”的罪行，还“与学生为敌”，学生们振臂高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然后走上街头，用绳索把老师们拴成一串示众，又一哄而散回家去，不再读书，不再上课，不再做作业，不再考试。这一切宏江都经历过。至少在整个“大动乱”的岁月里，宏江和他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在武汉的一个职工大院里度过童年。”他这样回忆。一般西方人不会理解，这句话中意味无穷。共产党在40年代末期从农村走进城市，在建立自己政权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座座大院。大院有围墙环绕，门口设置传达室和警卫，里面则是政府、军队、企业或者学校。一座城市通常由若干大院子构成其精华部分，也叫“单位”。人们上班工作在一起，因为是同事，下班回家还在一起，因为是邻居。“大院”成为那时候大多数城里人的典型生活方式，也囊括了宏江的全部生活。他每天进进出出，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大门，永远是那个警卫，永远是爸爸妈妈的那些同事，还有他们的孩子，谈论的永远是同一个话题。一个城市的精粹往往不是它的物华天宝，而是人。叶县虽说是个小城，距离省城郑州还有100多公里，但它现在成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流放地”。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宏江也被这股潮流带了进来。他立刻感到换了一个新天地，这里没有“大院”，没有高墙，没有警卫，眼前都是新鲜面孔，耳边都是不同方言，接触的人多了，眼界和空间大了很多。张宏江成年之后并不总能处处争先，但他始终拥有一种开阔的眼界，先是抱定走出国门的信念，接着认定丹麦太小，然后又说新加坡也是一座“小庙”，根本无法容纳他的想象力和激情，所以才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去了美国。他就这样让自己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国。别人听到他的经历，都说他的世界眼光是在周游世界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其实，这与他的这段童年经历不无关联。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五个观念：你的一生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的天地有多大。新“开复定理”(1)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李开复许多年后李开复功成名就，说过不少精彩的话，先是被叫做“院长话题”，后来被叫做“开复话题”。有一篇的题目叫《我的人才观》，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认定今天智慧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比如他说：“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20%或30%。但是，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研发人员，能够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出500%甚至1000%的工作。”这一思想流传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让无数学生激情澎湃。两年以后的一天，开复和一个记者在北京嘉里中心重逢，相对而坐，彼此再次谈到这个话题，这一回，开复说：“其实没有什么天才。”开复是在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年里，被老师和同学们当作“天才”的。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相信“其实没有什么天才”。他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提问：“把七分之一换算成小数点，是多少？”开复立即高高举起手来，朗声答道：“0.142857142857……”。所有同学都把眼睛张大了。老师惊叹不已，说自己的学生中出了一个“天才”。只有开复心里明镜似的：“其实没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在母亲监督之下死记硬背的东西搬了出来，连想都不用想。”“天才”这两个字其实是个陷阱，多少人误入其中。它让很多人过高地估计自己，还让更多的人过低地估计自己。人们常常认为一些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天赋，其实那是不了解杰出人物从小到大都在做着和普通人一样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些普通人没有遇到的契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天才”，等着有一天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数学课对开复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台湾小学的数学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的中学。所以他不用怎么学就在数学考试中获得全州第一名。他后来在初中时学习高中数学，读高中时又学习大学数学。他的“数学天才”的名声也越发大了，但是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数学有多好。“那是因为美国中学的数学太简单，”他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学得好。”与其说他智力超常，还不如说他运气好。老师鼓励他的长处，比如“数学天赋”，给他许多机会在同学们面前表现，却又尽力宽容他的“短处”。就像所有到美国去的中国孩子一样，开复的难题是英文。最初几个星期，老师说的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那年月到美国的“小留学生”很少，他是学校里唯一的中国人，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又能随口把“七分之一变成小数点”，所以在那些美国学生的眼里，这孩子特别新奇。大家都跑过来对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做朋友啊？”“周末来我家玩吧，好不好？”老师很乐意帮助他补习英文。就连校长也格外关注这个异国孩子，对他说：“每天中午来找我，我教你英文。”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一年，直到有一天，老师认为他的英文已足够使用，才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和你的同学一起在课堂上参加考试。”到了这时候，开复终于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最大的差别，是美国的老师和学生喜欢用正面的方法来鼓励你的成功，而不是用负面的方法来嘲笑你的失败。”美国的孩子很热情很开放，即便不认识，也可以很亲热，不像中国孩子，朋友很少，也不喜欢和别人说话，上学就听课，放学就回家，见了陌生人就拿怀疑的眼光看人家。美国的老师也特别友善，根本不像台湾的那个老师，要打他，还把他的零花钱都罚光。最新奇的是，所有的同学都不用背课文，老师从来不考“背诵”，也不给他留作业，却总是要他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有一天老师告诉他，期末的总分数不会看他背诵课文多么流畅，而是看他上课的发言和提问。这让他惊讶不已。他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意识到，美国的教育就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但在那时候他还不明白这些，只是觉得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如果给一个孩子很多不同的东西，去刺激他，总会发生影响。我觉得脑子渐渐地离开了背诵知识的轨道，整天拼命想自己要说什么话，提什么问题。”开复就是在那时候发现：“人的能力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要靠记忆和理解去积累。还有一部分要靠一点点地练习。像课堂上提问的勇气、和同学交往的热情，都是属于后面一种。”过去在台湾的时候，他每天上学放学，按部就班，从不与别人交往，也没有发现这些奥妙，现在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周围的人都说英语，就发现哪些是自己最欠缺的，哪些是自己最需要的。住在大哥家，虽说是亲人，毕竟跟在妈妈身边不一样，不像在自己家那么随心所欲，还总是感觉给大哥带来麻烦，不能不约束自己，甚至不好意思用大哥家的电话给妈妈报平安。到了学校里，同学们都来找他，逗他说话，让他觉得他的不爱说话和不爱提出问题，不仅仅是英文不好，还因为缺乏沟通能力，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新“开复定理”(2)这样看来，与其说他在美国的教育显露了自己的天赋，倒不如说，是美国的教育让他弥补了自己的短处。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还需要有第六个观念：不要羡慕别人家的“超常儿童”，你不比他少什么。我也有一种恐惧感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天才，无所不能；有时候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总是怕输。

——沈向洋聪明孩子总是得到更多的赞誉，这一点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聪明孩子总是承担着更多的期望，这一点我们也都觉得正常。但是，越是聪明的孩子，在心理上承受着的压力也就越大，这一点我们是否有足够的估计呢？赞誉和期望源于聪明，而压力源于赞誉和期望。有一项调查表明，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有至少50%的孩子不能让自己解脱出来，紧张、烦躁、心虚、恐惧的情绪包围着他们，即使是那些最聪明的孩子也不例外。“我到现在都觉得，初中和高中是我最聪明的阶段。”沈向洋这样说。同时他也觉得“那是压力最大的阶段。”向洋在自己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中，已认定“就应该是第一”。周围的人对他的希望越来越大，这超过了他自己内心的渴望，他知道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骄傲，一想到他的好成绩能给妈妈带来快乐，他也快乐。奇怪的是，他的快乐之中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已经到了输不起的程度”，而且这种感觉日愈强烈。他开始紧张，看到周围强手如林，就开始焦躁，成绩不好的时候就失落，成绩好了也不高兴，因为怕别人超过自己。每逢考试之前就拉肚子，这成了向洋的惯例，从高中一直持续到上了大学。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看过医生，很多年后再想当初情形，才明白：“这不是身体的毛病，是心理的毛病：考试综合症。压力太大，所以总是紧张，好像已经深深地陷在一种矛盾中。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天才，所有的题我都能解，无所不能；有时候又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有一种恐惧感，总是怕输。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才明白，真正健康的压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一个人的内心。真正成功的人，不是从来不输，而是“拿得起，放得下”。人应该输得起，做人也就慢慢潇洒起来。”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七个观念：你越是聪明，就越是要做好准备去承受更大的压力。怎样对付小时候的发育不良(1)我的步履如飞，遥遥领先，冲过终点的时候大气也不喘一下，又惊又喜，信心大增，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了。

——高剑峰看着这样一个人，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里“新一代”的佼佼者。所谓“新一代”，都是研究院在过去5年里从上万个应聘者中招聘来的一批人，有170多人，都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经过百里挑一，再经几年磨练，其中最杰出者有四人，被称作“微软四少”，他是其中之一。“他出席国际会议的时候，全世界的同行都把他围起来，”张亚勤这样描述他，“就像明星一样。”他叫高剑峰。如果你从他的名字和成就来猜想其人，那就大错特错，事实上如果只看外表，他一点也不像他的名字，没有一点剑拔弩张的样子，个头儿不高，还非常瘦。“我小的时候发育不良。”他用这句话开始了他的故事。他出生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像北京一样，这里的孩子也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大城市病”：聪明有余，韧性不足，好高鹜远，眼大肚小，不肯吃苦，害怕挫折，还有骄娇二气。但高剑峰所谓“发育不良”不是指这个。这孩子一出生就不断生病，总是咳嗽，总是发烧，头发长得比别的孩子慢，牙齿出得比别的孩子晚，一岁多了还不会叫“妈妈”，两岁了还不会走路，四岁了还总是摔跟斗。那时候父亲望着儿子，不禁着急：“这孩子怎么没有得到我的遗传呢？”父亲是个很不错的运动员，在市里的长跑竞赛中得过第一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觉得他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所以下决心训练他：即使不能让他像自己一样强壮，也要让他像自己一样坚强。剑峰的长跑训练是从5岁开始的。训练安排在早上，天天如此，不能遗漏。第一年，父亲在前边跑，儿子在后面跑。第二年，儿子越跑越快，父亲渐渐落在后面了。第三年，父亲骑上了自行车，儿子还是在后面跑。就这样，剑峰跑了5年。高家父母对儿子的养育有个严格的分工，父亲管教育，母亲管生活。现在想起来，父亲的教育方式，就是把长跑和数学这两件事情灌输到儿子的童年中。那时候上海这座城市远没有现在这样豪华，普通人家的房子很小。高家只有一间住房，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家人吃饭读书都用它。每天晚饭后，父子两人对面而坐，各自读着自己的书。父亲望着儿子，有时候会想：“既然这孩子发育晚，那就笨鸟先飞吧。”他开始给剑峰讲小学的数学，出些习题让儿子完成，等到剑峰上小学的时候，已经学完了小学数学。不知不觉到了9岁，他还是很小很瘦，看上去比同学小了一圈，排队总是站在最前面。没人把他放在眼里，连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看到别人挂上长跑冠军的奖牌，他还在心里羡慕人家的强壮，又很自卑，觉得那些人个个是天才，而自己处处不如人。变化发生在一次体育课上。那一天，老师测试全班同学的体能，项目是1200米长跑。大家一窝蜂地跑出去，剑峰跑在同学们当中。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周围的同学一个个不行了，被他甩在后面，即使是那些看上去身强体壮的人，也落到身后很远的地方。那场面值得他回味一辈子：“我的步履如飞，遥遥领先，冲过终点的时候大气也不喘一下，不禁又惊又喜。”体育老师目睹这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居然身怀绝技，不禁大喜过望，以为发现了天才，当场让他参加学校田径队。剑峰自己也高兴起来，信心大增，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了。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体育很差，这在80年代成了学校里的一个普遍现象，到今天也还是这样。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放在书本上，不喜欢户外运动，不喜欢出去玩，对学习之外的所有事情都没兴趣，但是剑峰越来越喜欢长跑了。他开始参加田径队的训练，还参加比赛。父亲越来越老，跑不动了，经常来看他的训练，还鼓励他去踢足球。受到父亲如此鼓励，这孩子的爱玩的天性更是变本加厉。每天早上长跑，下午放了学还要踢球。有几次踢到很晚，父亲骑车到学校去找，嘴上埋怨儿子贪玩，心里却在琢磨儿子的技术有哪里不对劲，到了周末，他让儿子上午一定要把功课做完，午饭后，立即拉着儿子到公园去踢球。剑峰的整个小学和中学都是在学习和体育这两个世界度过的。他很忙，所有的时间都很充实，而且精力充沛，也不觉得苦。他的数学能力迅速成长，成绩也特别好。父亲看他学会了小学的数学，就开始教他初中的，可是他又开始喜欢物理了，把很多时间放在物理上。到了初中，他总是参加竞赛，既参加长跑竞赛，也参加物理竞赛。物理的成绩上去了，可数学却下来了。“所以说我不是什么天才，脑子也有不够用的时候。”他这样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小时候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两样东西最有用：“一个是数学，一个是长跑。”“体育对我特别有帮助，不仅是体能方面，还有思维方面。我觉得体育好的人都是很聪明的。因为一个好的球员，一定非常清楚战术是怎么样的，还有团队精神在里面，知道怎么配合。”剑峰在整个读书期间的业余活动，几乎全和体育有关，有足球、篮球、围棋，还是上海交通大学排球队的领队，当然最出色的还是长跑。怎样对付小时候的发育不良(2)论长跑，他看上去已是业余选手中最具有专业素质的人了。从中学到大学，他一直在各种比赛中获得名次。他已经懂得，真正好的长跑选手不仅是在用腿跑，而且也是在用脑子跑。“很多聪明人其实都是小聪明，乘一时之快，占点小便宜。其实真正聪明的人都是大智慧。”“人与人的高下之分，不在一时，而在一世，不在开始，而在最后，最后胜出才是最厉害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体力，到最后，主要取决于毅力，取决于你的坚持不懈，也取决于你能否从同伴甚至竞争者身上学到你没有的东西。”这些道理都不是老师在课堂告诉他的，是他在长跑中悟出来的。“我在学校能拿个名次的也就是长跑了。”他说。所以他从长跑中学到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一个好的长跑运动员绝对是能吃苦的人。”父亲当年总是对儿子这样说。父亲当年吃尽万般辛苦之后发奋读书，终于熬出头来。他生长在东北的农村中，读中学的时候到了沈阳，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上海。他是学理论物理的，又是个运动员，所以希望儿子能像运动员一样做学问，像做学问一样搞运动。但是当时无论父亲还是儿子，都没有想到，父亲的这个逻辑，不仅让儿子扫除童年的自卑，而且引导着儿子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引导着儿子取得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学位，直到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之后，还能受益无穷。从这孩子的童年故事，我们发现了“E学生”应当具有的第八个观念：即使你发育不良，也能跑得很远。天才是教育出来的(1)爸爸妈妈并不认为我是天才，但他们相信，天才是教育出来的。

——张益肇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张益肇语气和缓，面色沉静。他的性格内向，普通话说得有些吃力，可是你仍然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感情波澜从他的话里涌出来：“你想想看，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漂洋过海，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定居；一个男人别妻抛子，独自奋斗，承担起全家在美国的花销。他们甚至不惜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这个家庭。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让孩子们去学习。我知道爸爸妈妈一直希望我能非常杰出。其实我的天赋和别的孩子一样，从小瘦弱，身体的发育恐怕还不如别的孩子，吃的、玩的、想的，都和别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爸爸妈妈并不认为我是天才，但他们相信，天才是教育出来的。所以他们不肯给我什么零花钱，却肯为我的教育花很多钱，花很多精力。还有更重要的，他们知道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文化比钱更重要，所以妈妈才会把我们兄弟姐妹全都带到美国去读书。现在，这件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可是时间越久，我就越是感觉，他们当初做出这个决定，真是了不起。”益肇祖籍福建，而他本人出生在台湾，其求学之路和当年的开复如出一辙：童年时代在台北度过，11岁迁居美国，此后一直在美国读书，初中、高中、大学本科，直到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学士、硕士和博士。二十年前台湾的教育有点像今天的大陆。小学和中学都有明显的好坏之分。孩子们到了上学的年龄，通常是在离家最近的学校入学。你住在哪个区，就可以去哪个区的公立小学读书，不需要交学费。就像台湾海峡这边的父母一样，台湾的父母也看重教育，都相信孩子的成长是遵循一个必定的路线：从好的小学到好的初中，然后进入好的高中，最后是好的大学。所以很多家庭购买房子的第一条件，是附近的学校好不好。“买房子”是为了“买学校”，一时间蔚然成风。就这样，那些拥有好小学的社区，房价猛涨。这情形有点像美国，同样的房子在好的学区还是不好的学区，价钱要差一倍以上。你嫌家门口的公立学校不好，不愿就近入学，也可以选择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通常都有很好的老师，教学质量更高，设施更好，但收费也高，所以大都建在富人居住的地区。张家住在士林，这里拥有一所很不错的私立小学，里面大都是富家子弟，益肇也是其中之一。在我们研究的30个“微软小子”中，益肇是唯一有钱人家的子弟。但是严格说来，张家属于台北中产阶层的上层，并非豪门。有很多人家比张家更有钱，却不肯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还有些家庭并不富裕，却每天都给孩子大把的零花钱。张家的独特处在于，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不允许孩子在日常的花费上有任何奢侈，比如极少给孩子零花钱或者买玩具，但是却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在意，肯把所有积蓄拿出来，供儿女去读最好的学校。“父母对我的要求，大概就是学习了。”益肇后来说。父亲是个商人，母亲是个教师，两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一代人中间并不多见。中国有句老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海峡两岸的人们都相信，都喜欢把它贴在家门两侧。由上几代人的延续来说，张家也是个书香世家，从来就有读书传统，曾祖父是个秀才，祖父是个医生，一代又一代的家训延续到父亲，再传给益肇：“财产不重要，知识最重要。身外之物不重要，脑子里的东西最重要。”学校的教育采用传统方式。一个班大约50个学生，每天上课下课，按部就班，做一大堆练习题，再背诵一段课文。像《三字经》这种课本，中国人已经背了千百年，爷爷背过，爸爸背过，现在又轮到益肇来背诵。老师们都说，学习中国的文字就是要靠背，他们看到记忆力好的学生就两眼放光。益肇到今天还记得，当他流畅地把“九九乘法表”当堂背诵出来的时候，老师投给他的笑容是多么灿烂。这让益肇小小年纪就在脑子里不断猜测：“学习大概就是吸取知识，好学生就要把知识全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老师评估学生的方法形形色色，同大陆这边如出一辙：没完没了的考试卷子，统一的分数标准，成绩单，排名次，给前几名颁发奖状，把后几名数落一番。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区别完全在分数，哪怕你只差0.1分，就有可能落后很多名。益肇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以为学校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的，直到他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那是中国式的教育，“美国是没有这种作法的。”让孩子们到美国去读书，是这个家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决定。1979年的台湾有点奇怪，尽管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的访华让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前所未有地冷淡下来，现任总统卡特又在这一年的第一天让美国和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可是台湾的民众似乎更加关注美国。一句新的民谣就是在那时流行起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每个家庭都在谈论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的可能性，这成了一股潮流，也成了张家的话题。像开复的母亲一样，益肇的母亲也相信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想让孩子有出息，就必须把他们送到那里去。天才是教育出来的(2)“反正大学毕业后也是去美国留学，”父亲说，“那不如早一点过去。”母亲同意父亲的看法，她唯一的担心是孩子太小，不能独立生活。于是母亲辞去教师工作，带着5个孩子投奔大洋彼岸，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舅舅家里住下来。父亲留在台湾继续挣钱，供养孩子们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那一年益肇11岁，碰巧和开复离台赴美时的年龄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需要有第九个观念：有钱花在教育上。新发现读者看到这里，应当已经发现“E学生”的第一个秘密：不需要有超越常人的智力。事实上，在我们研究的30个“微软小子”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聪明过人，他们在后来之所以有超越常人的表现，乃是缘于后天的教育，而非天赋。首先，他们在教育的起点上，就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念。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新发现：1.80%的人出生在小城小镇，并且在那里度过童年。2.至少有两个发育不良的例子，仅仅由于教育，他们才能后来居上。3.朝向“E学生”的“起跑线”，几乎百分之百出现在6岁到12岁之间。4.“E学生”在他们的起点上，也会有恐惧感，也会有糟糕的成绩，也会做“涂改成绩”这样的事。5.区别“五级学生”的标志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习态度。事实上，“E学生”的考试成绩，有可能不如其他学生。相信你自己最聪明2003年5月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也是“非典”入侵北京城的最危险的时刻，冷清多日的香江俱乐部里，有一阵忽然热闹起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三位院长，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相约在一起，这一次他们不是讨论科研的方向，而是讨论教育的问题。他们的谈话有一位朋友录了音。后者一直在想：既然大多数孩子在教育的起点上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走向不同的方向？接着大家就这个问题争论起来，持续了一个下午。张亚勤说：“人的最大差别不在于聪明不聪明，而在于怎样使用自己的聪明。”张宏江说：“给孩子一个自信，比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沈向洋说：“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学会尊重你自己，能不能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哪里。”计算机科学领域中三位世界级的科学家，渐渐倾向于一个结论。那正是“E学生”的第二个秘密：相信你自己最聪明。自信是成长之路上的第一路标尽管我常常不如别人好，但我还是对自己说：“我是最聪明的。我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