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秘之 -- 第三章 为爱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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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的一边放上爱情，另一边惟有放上生命……
李真的父亲李甫为了生存，十六岁那年小学还没读完，他就背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据介绍，李甫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属于“延安的抗日军政干部”。对于从内地来到延安的热血青年，中央都是先送他们到延安抗大或者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因此李甫进入了鲁迅艺术学院主修文艺专业。
在学校他是文艺骨干，颇得同班女同学兰婷的欣赏，二人很快坠入爱河。一次学校向中央机关汇报演出《兄妹开荒》、《赵一曼》，兰婷饰演女主角妹妹和赵一曼，她表演得十分成功，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兰婷从此成了公众人物，同时她也被中央一位首长看中，欲娶兰婷为妻，迫于各种压力李甫只能忍痛割爱，含泪送别情人。
1942年7月，李甫在鲁迅艺术学院毕业，被下放到离延安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连队去锻炼，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央调用大批干部赶赴东北，和国民党抢夺东北地盘，李甫被抽调作为赴东北干部小分队的一员，与中央新闻单位一起赶往东北解放区。我采访了和他一起被派往东北的一位老干部。老人拿出一份2001年的《中国记者》资料并向我讲述了他们从延安到东北一路上发生的许多故事：
从延安去东北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中共中央果断做出战略部署，一方面调遣各部队星夜出关，一方面组织大批干部赶赴东北，以便赶在国民党之前抢占东北地盘，迅速掌握党在东北大地上的主动权。9月中旬，按照中央的要求，抽调了各部门共19名同志，组成了挺进东北的青年干部先遣小分队。李甫等人都是其中的一员。
从接受任务开始，我们就开始做一些长途行军的准备。每人都打了草鞋，织了毛衣，备齐了生活用品。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较大改善，除了炒面等干粮之外，我们还自制了一些肉松和咸蛋。那时候在我们心里，东北虽然遥远，但却是令人向往的地方。能够作为先遣队员去那里开辟工作，大家都感到自豪，周围的同事也很羡慕我们，祝愿我们旗开得胜，早日从东北发回好消息。
10月5日，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我们青年干部小分队跟随着一支新闻干部大队，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延安。由于抗战胜利的喜悦和兴奋，开始上路的几天，大家还精神饱满，歌声不断，可是等过了黄河来到贫瘠战乱的山西，长途跋涉的艰辛便显露了出来。再加上沿途要道仍为敌伪和阎军盘踞，有时我们还不得不绕道而行。这一带原本就是古战场，如今更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大军过境时，有时连军粮也供应不上，我们不得不饥一顿饱一顿，每天以五六十华里的速度艰难前行。有的同志腿都走肿了，有的双腿打起了水泡，掉队的情况时有发生。队伍只好走走停停，等候掉队的人。
晋西北的 11月已进入寒冬，而且越往前走，天气越冷，出延安时的一身装备，此时已根本挡不住呼呼的北风。很多人脚上的草鞋已磨得不成样子，土布袜子也露出了脚趾。再加上山路崎岖，食不裹腹，其艰苦和狼狈的行状，实在难以形容。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路经雁门关的情景。那天我们原打算在雁门关下的一个村庄宿营，全程也不过五六十华里。谁知一出发就遇上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把群山盖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雪地行军困难更大，我们从早到晚翻山越岭，才走了四十余里，距宿营地还有十几里路程。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而我们正走在一条大山的梁上。山里面人烟稀少，很难找到村庄。他们不得不借着积雪的光亮，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跌倒了再爬起来，遇到险要的路段，大家便手拉着手相互扶持着前进，生怕有人不小心滑下山去。这时侯我们真担心，如果再找不到人家，漫漫黑夜，被困在这雪狂风大的高山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最后，我们终于在山窝里发现了一点灯光，找到一户人家，虽然只有三间茅屋，却帮助我们度过了一个可怕的风雪之夜。第二天我们即赶到了雁门关下的那个村庄，队里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再继续赶路。
雁门关地势险要，号称天下雄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早已久闻其名。现在这座雄关就在前面，当然不可不看。稍事休整后，当天下午，我和李甫便来到了关前。当时，雁门关的城楼已坍塌了不少，但城墙和瓮城还比较完整。并保存有一座纪念李牧将军的破庙和一块碑刻。我们爬上城墙，关内外白雪覆盖的群山一览无余。但见这里万山对峙，唯有一条道路贯穿关内关外，四周全是悬崖绝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望着这片山河，我们不禁联想，就在这块土地上，从古至今，曾发生过多少慷概悲歌、激动人心的敌事，多少民族英雄曾在这里血染沙场，而如今，山河破碎，国难未已……实令人感慨万千。我们走进瓮城。由于这里避风，所以集中了不少做小买卖的人。其中有一个烧饼炉，新出炉的烧饼黄焦油亮，香味四溢。老实说，当时我们正饥肠辘辘，望着这诱人的烧饼，真想买几个充饥。遗憾的是，我和李甫把浑身上上下下的口袋摸了个遍，也没出一分钱来，甚至连一件可以换个烧饼的东西都没有。一时间，我们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咽着口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里。
走进张家口
出雁门关不久，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此地不但有北岳恒山耸立，而且盛产美酒。队里为了抵御这塞北的严寒特地买来些酒让大家分灌在水壶里，路上实在冷得受不了时，就喝上一口御寒。好在下一站的目的地就是张家口，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休整和补给了。此时已是数九寒天，塞北更是奇寒，气温通常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没有皮帽和皮衣，根本挡不住这种严寒。地方部队的同志看到我们的艰苦，便给每人发了一顶皮帽子，一件皮领大衣，还有一双靴子。这样我们总算有了充足的御寒装备，得以继续前进。有一天，雪下得特别大，我们在茫茫雪原上行走，脚陷在雪窝里，很难拔出来。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裤子上的雪越沾越多，最后结成了冰疙瘩，腿像棍子似的，似乎已失去了知觉。呵出的热气很快在睫毛上、帽沿上结成冰凌。好容易走到宿营的村子，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和李甫等三人住的那户人家，屋里只有一对老夫妇，得知我们是延安过来抗日的队伍，他们非常热情，老妇人赶紧生火烧水，老汉更忙着招呼我们上炕取暖。要上炕就要脱靴子。没想到他们都已脱靴上炕了，唯独我的靴子却怎么也脱不下来。这下子我着急了，便让他们帮忙拽。看到这情景，老汉连忙上前制止，叫我们千万不要硬拽，也不能拿热水猛浇。他说，你这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成了冰坨坨，硬拽，连皮肉都要撕下来。要是猛一热，肉就要坏死，那样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说着，他便端来一盆冷水，将我的双脚连靴子一起浸在冷水里，过了一会儿，冰碴渐渐化开了，他又小心地拽下靴子，然后解开自己身上的棉袄，把我的两脚放在胸前，两只手慢慢地揉搓、按摩。过了好久，我麻木的双腿开始感到发疼，随后就逐渐发热，终于，完全恢复过来了。而在昏暗的灯光里，这位善良而慈祥的老人还一直在吃力地按摩着。刹那间，我突然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一种亲人般的温情感动得我不由自主地两眼充满了沮水。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塞北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他们。就这样，踏着一路的风雪，经过50多天的跋山涉水，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张家口。
山城张家口于1945年8月23日光复，在历史上被称为首次解放。首次解放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张家口的治理与建设极为重视，并从延安派来大批干部到张家口工作。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以及边区其他党政机关都于1945年9月上、中旬先后迁入张家口市。晋察区党政军机关迁至宣化城。在张家口市第一次解放期间，即从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10月10日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家口市被定为晋察冀解放区首府、直辖市，当时的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此期间，张家口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政府的管理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取得显著成绩，并因此而享有“第二延安”、“文化城”、“东方模范城市”等多种美誉。张家口首次解放期间的治理与建设，还为中国共产党管理大城市摸索和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在张家口解放一周后，即1945年8月3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己进入张家口。群众剧社、京剧社等革命文艺团体已随部队向张家口进军。1945年9月，****、程子华、刘澜涛、罗瑞卿、萧克等率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进驻张家口，边区文联、文协、报社、新华书店、大专院校等主要文艺和文教单位也纷纷迁入。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在张家口解放十多天后，就发布了《告张家口各界同胞书》，号召全市人民坚决而有步骤地扫除一切奴化、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大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11月8日，延安文艺界组织的华北文艺工作团一行49人在团长艾青、副团长江丰的带领下，经过五十多天的长途行军，也胜利到达了张家口。之后陆续抵达张家口的延安文艺团体还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文艺通讯团、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评剧研究院、东北文艺工作团等。1945年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复校。成仿吾任书记，周扬任副书记，张如心任教务长。华北文工团、延安鲁艺工作团于12月合并到华北联大，简称华大文工团。联大设立了文艺、政法、教育、外语4个学院。此时张家口教育事业的发展已呈迅猛之势，合计有大中学校十五所，小学校五十二所。张家口高速发展的教育事业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平津及重庆的大中学生纷纷来张求学，仅华北联大就有三百多名来自平津的新生，边区行政干部学校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来自国统区。到1946年春天，张家口文化界已是盛况空前：百余位解放区著名作家、艺术家聚集张垣，文艺阵容蔚为壮观，教育战线欣欣向荣，昔日的文化沙漠一举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中心、举国闻名的文化城。
我们抵达时，当时张家口已为我军解放了，原晋察冀边区的首脑机关搬迁到此，以杨书记同志为首的晋察冀政府就在这里。我们一行到达后，就是由边区同志接待的。他们对来自延安的同志非常热情，不仅安排我们住在日本人逃离后空下的洋房里，还给每人发了一些零用钱，让我们买些需要的东西。这些都使我们出门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路上行军的辛劳似乎一下子都忘掉了。
张家口这地方并不算大，但在我们这帮从山旮旯出来的人眼里，无疑是个大城市。最使我们高兴的是这里有了电灯，我和李甫住的那个日式房间里，电灯的开关就是一根灯绳，一拉就亮，再拉一下就灭，这可引起了我们的好奇。那一夜，我俩拽住灯绳，反复拉了好久，充分享受了电灯带给我们的乐趣。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街上，这里虽谈不上多么繁华，但做各种买卖的都有。我们先美美地吃了几根油条，喝了一碗豆浆，买了一些必需的日用品，随后就是找地方洗澡和理发。长途行军这么久，我们早已胡子拉碴，头发也变得跟鸡窝似的，于是便走进一家看上去不错的理发店。理发师先用电推子在我头上嗡嗡地推起来，我直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生怕它把我电着。谁知理完后，他又拿起一个类似手枪似的玩意，呼呼地响着，冲着我的头就伸了过来。这下子我可紧张了，忙问他：“这是啥家伙？”理发师笑着说：“这是电吹风，一吹，头发就顺啦。”但我终究还是谢绝了，没敢尝这个滋味。
几天的城市生活，不仅使我们恢复了体力，更使我们大开眼界。记得在同志们的鼓动下，我还写了篇张家口见闻之类的东西。后来也未见报纸刊载，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但“梁园虽好，毕竟不是久恋之地，”更重要的任务还在等着我们。
·为爱停留
在张家口休息了三天，我们又要匆匆出发了。临行前，军区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绸面棉被和一套新棉衣，并把日本人仓库囤积的白糖，给我们每人分了几斤。随后才依依不舍地送我们继续踏上了征程。这时情况却发生了转折。当时，大队正准备出发，军区的负责人见到我们就说，现在东北形势有变化，我军已经退出沈阳，中共东北局也由沈阳转至吉林省的梅河口。他要我们不如先留在这里，看看情况再说，同时帮他们开展工作。当时，李甫同我商量，觉得暂时也只好如此。于是便把他和我派到张家口政府工作。处在初创时期的市政府机关 人手奇缺，只有几十个人。这时，我们第一次认识杨姝，由于经常在一起工作关系，不久他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杨姝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按家庭出身应该属于富农。那时她年仅十七岁，正是一个少女最美好的年华。如海棠春睡一般，娇媚的面庞鲜嫩欲滴。她是张家口某联大的学生，由于政府急需要一批干部，她便作为志愿者也积极参加到政府建设工作中来。她的出现一下吸引了李甫的注意，并频频向她发动攻势，但却遭到了杨姝的拒绝，推说自己的年龄尚小，不想过早考虑个人婚姻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李甫的家庭贫寒且一般，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她渐渐发现了李甫这个人各方面都很优秀，逐渐就对李甫产生好感，两人开始了交往。
这样大概工作了几个月，中央又来电催促我们继续前进。但张家口方面坚持要我们留下几个人，实在拗不过，便把李甫等几位同志留了下来。这样安排正合李甫的心愿，干部大队把他们留下来，随后大队其他人就匆匆离开了张家口经过热河赴辽西，杨书记等军区政府一批干部也随着部队匆匆离开了张家口。他们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解放后有的留在了东北，有的南下，一大批干部成为国家中、高级干部，这是后话了。
李甫留在张家口一干就是几十年，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再到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历经了：恋爱、结婚、生子；经过了文革的冲击，直到离休，再到去世等过程，从一般科员一直干到正处级干部，副地级待遇。到东北和南下的战友们认为：他是为了爱情留在了张家口这个中小城市，所以，升迁受到了限制。
九十年代初李甫离休时，职位是张家口市物资局局长(正处级)，享受副地级待遇。在李真的学校履历表上，对此也有明确记录。
李真的父亲曾带他去孔庙祭拜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让他汲取儒学精髓。在李父看来儒学文化不是宗教，它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的理性主义学说，儒学在中国长期占主导地位，才使中国未曾出现过其他国家和民族大都有过的宗教全面统治的时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学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和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重要功能，因此需要认识儒学的本质和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但从思想上来说，儒家学说是夏商周三代思想的继续，而在这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天神的观念。其时之天，不仅是自然界众神之手，而且是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它虽无声无息，不一定被人格化，但宇宙之秩序、万物生长、王朝更替、军国大事，都要听从于天命。孔子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人的发现，注重人事，对鬼神敬而远之，把眼光转向现实的人生。这种思想倾向在当时确实是具有一定反宗教或者非宗教意义。但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新旧思想的交替，也不像利剑斩乱麻那样一刀两断。
孔子发现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从天向人的转变。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孔子的基础上又将其发展，他说：“天人感应，王者法天意，人受命于天”。又重新神学化，宗教化。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开辟另一条通过反省力求以上达天道的道路。此外还表现在慎独的修行理论中。慎独即只身独处、无人知晓时，也必须十分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于道德准则。这种修行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上帝临汝，无二汝心的宗教色彩。因为你在孤栖独处时，尽管他人不能看到你自己所作所为，但天地鬼神是洞察细微的，因此君子应当“慎乎其所不睹”、“慎乎其所不闻”。
儒学的主要精神，是创造了性的生命精神，是人类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就是将伟大寓于平凡，将理想寓于现实的精神。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道德人格。只要确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作主宰，我们就能超越世界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超越的精神，干日常的事业。
李真父母用传统的儒家文化持家，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儒学思想不断教育影响子女。李父给李真的摘抄录中：“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要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白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李甫在仕途上虽然没有大的升迁，但他却把一种艰苦奋斗、勤学苦干、奋发向上的精神传给了子女们。这在李真随后的个人仕途奋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正是靠着这种精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登上了自己的人生顶峰。
李真的父亲李甫为了生存，十六岁那年小学还没读完，他就背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据介绍，李甫1938年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属于“延安的抗日军政干部”。对于从内地来到延安的热血青年，中央都是先送他们到延安抗大或者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因此李甫进入了鲁迅艺术学院主修文艺专业。
在学校他是文艺骨干，颇得同班女同学兰婷的欣赏，二人很快坠入爱河。一次学校向中央机关汇报演出《兄妹开荒》、《赵一曼》，兰婷饰演女主角妹妹和赵一曼，她表演得十分成功，受到中央领导的好评，兰婷从此成了公众人物，同时她也被中央一位首长看中，欲娶兰婷为妻，迫于各种压力李甫只能忍痛割爱，含泪送别情人。
1942年7月，李甫在鲁迅艺术学院毕业，被下放到离延安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连队去锻炼，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央调用大批干部赶赴东北，和国民党抢夺东北地盘，李甫被抽调作为赴东北干部小分队的一员，与中央新闻单位一起赶往东北解放区。我采访了和他一起被派往东北的一位老干部。老人拿出一份2001年的《中国记者》资料并向我讲述了他们从延安到东北一路上发生的许多故事：
从延安去东北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中共中央果断做出战略部署，一方面调遣各部队星夜出关，一方面组织大批干部赶赴东北，以便赶在国民党之前抢占东北地盘，迅速掌握党在东北大地上的主动权。9月中旬，按照中央的要求，抽调了各部门共19名同志，组成了挺进东北的青年干部先遣小分队。李甫等人都是其中的一员。
从接受任务开始，我们就开始做一些长途行军的准备。每人都打了草鞋，织了毛衣，备齐了生活用品。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已经有了较大改善，除了炒面等干粮之外，我们还自制了一些肉松和咸蛋。那时候在我们心里，东北虽然遥远，但却是令人向往的地方。能够作为先遣队员去那里开辟工作，大家都感到自豪，周围的同事也很羡慕我们，祝愿我们旗开得胜，早日从东北发回好消息。
10月5日，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我们青年干部小分队跟随着一支新闻干部大队，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延安。由于抗战胜利的喜悦和兴奋，开始上路的几天，大家还精神饱满，歌声不断，可是等过了黄河来到贫瘠战乱的山西，长途跋涉的艰辛便显露了出来。再加上沿途要道仍为敌伪和阎军盘踞，有时我们还不得不绕道而行。这一带原本就是古战场，如今更是人烟稀少、满目荒凉。大军过境时，有时连军粮也供应不上，我们不得不饥一顿饱一顿，每天以五六十华里的速度艰难前行。有的同志腿都走肿了，有的双腿打起了水泡，掉队的情况时有发生。队伍只好走走停停，等候掉队的人。
晋西北的 11月已进入寒冬，而且越往前走，天气越冷，出延安时的一身装备，此时已根本挡不住呼呼的北风。很多人脚上的草鞋已磨得不成样子，土布袜子也露出了脚趾。再加上山路崎岖，食不裹腹，其艰苦和狼狈的行状，实在难以形容。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路经雁门关的情景。那天我们原打算在雁门关下的一个村庄宿营，全程也不过五六十华里。谁知一出发就遇上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把群山盖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雪地行军困难更大，我们从早到晚翻山越岭，才走了四十余里，距宿营地还有十几里路程。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而我们正走在一条大山的梁上。山里面人烟稀少，很难找到村庄。他们不得不借着积雪的光亮，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跌倒了再爬起来，遇到险要的路段，大家便手拉着手相互扶持着前进，生怕有人不小心滑下山去。这时侯我们真担心，如果再找不到人家，漫漫黑夜，被困在这雪狂风大的高山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最后，我们终于在山窝里发现了一点灯光，找到一户人家，虽然只有三间茅屋，却帮助我们度过了一个可怕的风雪之夜。第二天我们即赶到了雁门关下的那个村庄，队里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再继续赶路。
雁门关地势险要，号称天下雄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早已久闻其名。现在这座雄关就在前面，当然不可不看。稍事休整后，当天下午，我和李甫便来到了关前。当时，雁门关的城楼已坍塌了不少，但城墙和瓮城还比较完整。并保存有一座纪念李牧将军的破庙和一块碑刻。我们爬上城墙，关内外白雪覆盖的群山一览无余。但见这里万山对峙，唯有一条道路贯穿关内关外，四周全是悬崖绝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望着这片山河，我们不禁联想，就在这块土地上，从古至今，曾发生过多少慷概悲歌、激动人心的敌事，多少民族英雄曾在这里血染沙场，而如今，山河破碎，国难未已……实令人感慨万千。我们走进瓮城。由于这里避风，所以集中了不少做小买卖的人。其中有一个烧饼炉，新出炉的烧饼黄焦油亮，香味四溢。老实说，当时我们正饥肠辘辘，望着这诱人的烧饼，真想买几个充饥。遗憾的是，我和李甫把浑身上上下下的口袋摸了个遍，也没出一分钱来，甚至连一件可以换个烧饼的东西都没有。一时间，我们面面相觑，无计可施。最后，不得不咽着口水，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那里。
走进张家口
出雁门关不久，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此地不但有北岳恒山耸立，而且盛产美酒。队里为了抵御这塞北的严寒特地买来些酒让大家分灌在水壶里，路上实在冷得受不了时，就喝上一口御寒。好在下一站的目的地就是张家口，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得到休整和补给了。此时已是数九寒天，塞北更是奇寒，气温通常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没有皮帽和皮衣，根本挡不住这种严寒。地方部队的同志看到我们的艰苦，便给每人发了一顶皮帽子，一件皮领大衣，还有一双靴子。这样我们总算有了充足的御寒装备，得以继续前进。有一天，雪下得特别大，我们在茫茫雪原上行走，脚陷在雪窝里，很难拔出来。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裤子上的雪越沾越多，最后结成了冰疙瘩，腿像棍子似的，似乎已失去了知觉。呵出的热气很快在睫毛上、帽沿上结成冰凌。好容易走到宿营的村子，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和李甫等三人住的那户人家，屋里只有一对老夫妇，得知我们是延安过来抗日的队伍，他们非常热情，老妇人赶紧生火烧水，老汉更忙着招呼我们上炕取暖。要上炕就要脱靴子。没想到他们都已脱靴上炕了，唯独我的靴子却怎么也脱不下来。这下子我着急了，便让他们帮忙拽。看到这情景，老汉连忙上前制止，叫我们千万不要硬拽，也不能拿热水猛浇。他说，你这腿脚已经和靴子冻在一起，成了冰坨坨，硬拽，连皮肉都要撕下来。要是猛一热，肉就要坏死，那样恐怕连腿脚都难保住。说着，他便端来一盆冷水，将我的双脚连靴子一起浸在冷水里，过了一会儿，冰碴渐渐化开了，他又小心地拽下靴子，然后解开自己身上的棉袄，把我的两脚放在胸前，两只手慢慢地揉搓、按摩。过了好久，我麻木的双腿开始感到发疼，随后就逐渐发热，终于，完全恢复过来了。而在昏暗的灯光里，这位善良而慈祥的老人还一直在吃力地按摩着。刹那间，我突然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一种亲人般的温情感动得我不由自主地两眼充满了沮水。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塞北雪原上的小屋，这个如慈父般的老人，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告诫自己：你的这双腿甚至生命都是老百姓保护下来的，今生今世，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他们。就这样，踏着一路的风雪，经过50多天的跋山涉水，我们终于胜利到达了张家口。
山城张家口于1945年8月23日光复，在历史上被称为首次解放。首次解放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张家口的治理与建设极为重视，并从延安派来大批干部到张家口工作。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以及边区其他党政机关都于1945年9月上、中旬先后迁入张家口市。晋察区党政军机关迁至宣化城。在张家口市第一次解放期间，即从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10月10日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家口市被定为晋察冀解放区首府、直辖市，当时的张家口成为晋察冀边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此期间，张家口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政府的管理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取得显著成绩，并因此而享有“第二延安”、“文化城”、“东方模范城市”等多种美誉。张家口首次解放期间的治理与建设，还为中国共产党管理大城市摸索和积累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在张家口解放一周后，即1945年8月31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己进入张家口。群众剧社、京剧社等革命文艺团体已随部队向张家口进军。1945年9月，****、程子华、刘澜涛、罗瑞卿、萧克等率领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进驻张家口，边区文联、文协、报社、新华书店、大专院校等主要文艺和文教单位也纷纷迁入。中共晋察冀区党委在张家口解放十多天后，就发布了《告张家口各界同胞书》，号召全市人民坚决而有步骤地扫除一切奴化、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大力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11月8日，延安文艺界组织的华北文艺工作团一行49人在团长艾青、副团长江丰的带领下，经过五十多天的长途行军，也胜利到达了张家口。之后陆续抵达张家口的延安文艺团体还有：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文艺通讯团、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评剧研究院、东北文艺工作团等。1945年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张家口复校。成仿吾任书记，周扬任副书记，张如心任教务长。华北文工团、延安鲁艺工作团于12月合并到华北联大，简称华大文工团。联大设立了文艺、政法、教育、外语4个学院。此时张家口教育事业的发展已呈迅猛之势，合计有大中学校十五所，小学校五十二所。张家口高速发展的教育事业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平津及重庆的大中学生纷纷来张求学，仅华北联大就有三百多名来自平津的新生，边区行政干部学校有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来自国统区。到1946年春天，张家口文化界已是盛况空前：百余位解放区著名作家、艺术家聚集张垣，文艺阵容蔚为壮观，教育战线欣欣向荣，昔日的文化沙漠一举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中心、举国闻名的文化城。
我们抵达时，当时张家口已为我军解放了，原晋察冀边区的首脑机关搬迁到此，以杨书记同志为首的晋察冀政府就在这里。我们一行到达后，就是由边区同志接待的。他们对来自延安的同志非常热情，不仅安排我们住在日本人逃离后空下的洋房里，还给每人发了一些零用钱，让我们买些需要的东西。这些都使我们出门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一路上行军的辛劳似乎一下子都忘掉了。
张家口这地方并不算大，但在我们这帮从山旮旯出来的人眼里，无疑是个大城市。最使我们高兴的是这里有了电灯，我和李甫住的那个日式房间里，电灯的开关就是一根灯绳，一拉就亮，再拉一下就灭，这可引起了我们的好奇。那一夜，我俩拽住灯绳，反复拉了好久，充分享受了电灯带给我们的乐趣。
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街上，这里虽谈不上多么繁华，但做各种买卖的都有。我们先美美地吃了几根油条，喝了一碗豆浆，买了一些必需的日用品，随后就是找地方洗澡和理发。长途行军这么久，我们早已胡子拉碴，头发也变得跟鸡窝似的，于是便走进一家看上去不错的理发店。理发师先用电推子在我头上嗡嗡地推起来，我直感到头皮一阵阵发麻，生怕它把我电着。谁知理完后，他又拿起一个类似手枪似的玩意，呼呼地响着，冲着我的头就伸了过来。这下子我可紧张了，忙问他：“这是啥家伙？”理发师笑着说：“这是电吹风，一吹，头发就顺啦。”但我终究还是谢绝了，没敢尝这个滋味。
几天的城市生活，不仅使我们恢复了体力，更使我们大开眼界。记得在同志们的鼓动下，我还写了篇张家口见闻之类的东西。后来也未见报纸刊载，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但“梁园虽好，毕竟不是久恋之地，”更重要的任务还在等着我们。
·为爱停留
在张家口休息了三天，我们又要匆匆出发了。临行前，军区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绸面棉被和一套新棉衣，并把日本人仓库囤积的白糖，给我们每人分了几斤。随后才依依不舍地送我们继续踏上了征程。这时情况却发生了转折。当时，大队正准备出发，军区的负责人见到我们就说，现在东北形势有变化，我军已经退出沈阳，中共东北局也由沈阳转至吉林省的梅河口。他要我们不如先留在这里，看看情况再说，同时帮他们开展工作。当时，李甫同我商量，觉得暂时也只好如此。于是便把他和我派到张家口政府工作。处在初创时期的市政府机关 人手奇缺，只有几十个人。这时，我们第一次认识杨姝，由于经常在一起工作关系，不久他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杨姝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按家庭出身应该属于富农。那时她年仅十七岁，正是一个少女最美好的年华。如海棠春睡一般，娇媚的面庞鲜嫩欲滴。她是张家口某联大的学生，由于政府急需要一批干部，她便作为志愿者也积极参加到政府建设工作中来。她的出现一下吸引了李甫的注意，并频频向她发动攻势，但却遭到了杨姝的拒绝，推说自己的年龄尚小，不想过早考虑个人婚姻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李甫的家庭贫寒且一般，没有引起她的注意。但随着交往的深入，她渐渐发现了李甫这个人各方面都很优秀，逐渐就对李甫产生好感，两人开始了交往。
这样大概工作了几个月，中央又来电催促我们继续前进。但张家口方面坚持要我们留下几个人，实在拗不过，便把李甫等几位同志留了下来。这样安排正合李甫的心愿，干部大队把他们留下来，随后大队其他人就匆匆离开了张家口经过热河赴辽西，杨书记等军区政府一批干部也随着部队匆匆离开了张家口。他们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解放后有的留在了东北，有的南下，一大批干部成为国家中、高级干部，这是后话了。
李甫留在张家口一干就是几十年，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再到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历经了：恋爱、结婚、生子；经过了文革的冲击，直到离休，再到去世等过程，从一般科员一直干到正处级干部，副地级待遇。到东北和南下的战友们认为：他是为了爱情留在了张家口这个中小城市，所以，升迁受到了限制。
九十年代初李甫离休时，职位是张家口市物资局局长(正处级)，享受副地级待遇。在李真的学校履历表上，对此也有明确记录。
李真的父亲曾带他去孔庙祭拜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让他汲取儒学精髓。在李父看来儒学文化不是宗教，它是一种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的理性主义学说，儒学在中国长期占主导地位，才使中国未曾出现过其他国家和民族大都有过的宗教全面统治的时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学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和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的重要功能，因此需要认识儒学的本质和宗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儒家注重用世，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但从思想上来说，儒家学说是夏商周三代思想的继续，而在这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天神的观念。其时之天，不仅是自然界众神之手，而且是政治、道德的立法者，它虽无声无息，不一定被人格化，但宇宙之秩序、万物生长、王朝更替、军国大事，都要听从于天命。孔子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人的发现，注重人事，对鬼神敬而远之，把眼光转向现实的人生。这种思想倾向在当时确实是具有一定反宗教或者非宗教意义。但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新旧思想的交替，也不像利剑斩乱麻那样一刀两断。
孔子发现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从天向人的转变。汉代大儒董仲舒在孔子的基础上又将其发展，他说：“天人感应，王者法天意，人受命于天”。又重新神学化，宗教化。孟子则在孔子的基础开辟另一条通过反省力求以上达天道的道路。此外还表现在慎独的修行理论中。慎独即只身独处、无人知晓时，也必须十分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合于道德准则。这种修行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上帝临汝，无二汝心的宗教色彩。因为你在孤栖独处时，尽管他人不能看到你自己所作所为，但天地鬼神是洞察细微的，因此君子应当“慎乎其所不睹”、“慎乎其所不闻”。
儒学的主要精神，是创造了性的生命精神，是人类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儒家主张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把人的精神提扬到超脱寻常人与我，物与我之分别的天人合一之境。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就是将伟大寓于平凡，将理想寓于现实的精神。儒家认为，人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道德人格。只要确立了道德自我，以良知作主宰，我们就能超越世界各种境遇，超越本能欲望，以超越的精神，干日常的事业。
李真父母用传统的儒家文化持家，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儒学思想不断教育影响子女。李父给李真的摘抄录中：“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要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白痴聋，少年当切戒，阿飞客里空。”
李甫在仕途上虽然没有大的升迁，但他却把一种艰苦奋斗、勤学苦干、奋发向上的精神传给了子女们。这在李真随后的个人仕途奋斗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正是靠着这种精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登上了自己的人生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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